2011年1月21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出台，全国上下一片欢呼，条例最大的亮点莫过于取消“行政强拆”，新拆迁法取消了地方政府决定强制拆迁公民房屋的权力，公民房屋某种程度上或多或少得到了更多的一些保护，至少政府失去了领导一句话就突立即强行拆除的生杀大权，作为被拆迁人不用整日的担惊受怕。
但是笔者认为虽然强拆权取消，但并不意味着强制拆迁地方政府强制拆迁的冲动能得到抑制，据笔者知悉不少地方虽然没有直接强拆但其强拆的意图依然是磨刀霍霍，变相强拆屡屡皆是，其恐怖程度丝毫不下于强拆。
作为一名拆迁律师笔者认为，行政逼拆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其逼拆手段之恶劣无异于强拆，如安徽歙县笔者遇到这样一个案件：交警大队某中队指导员鲍家欣因被政府列入某项目的拆迁范围内，该县决定由公安局局长保户做鲍先生思想工作，（注：中纪委要求：严禁公安警察参与征地拆迁），由于顶头上司来动员拆迁鲍先生赶到压力特别大，不久由于不同意签字鲍先生被单位停职要求签字之后上班，鲍先生妻子为减轻丈夫的压力被迫与其离婚，自己承担房屋拆迁的所有事项，岂料该县公安局称：你们夫妻是假离婚，你必须作通家庭思想工作签字拆迁。不久为加快逼迁进度该县领导由国土资源局以没收为由对鲍先生的房屋进行行政处罚，意图强制拆除。
此类事件在绝非仅仅是一个个案，据笔者了解陕西周至县实施的中国楼观道文化展示区项目需占地33平方公里，在某村拆迁过程中没有发布《征收土地公告》要求征地和拆迁，由于该村部分群众长期不同意拆迁，村中出现大批社会人员，号称：不拆杀死，拆拆拆，杀杀杀；泉州晋江洪先生由于不同意拆迁补偿标准，拆迁指挥部工作人员称将按照“两违”建筑将其房屋拆除..... 行政处罚、按违章处理、停止公职等一切由行政机关掌握的权力都仍然出现于拆迁；税收、工商、消防、国土、建设、卫生等一切可以动用的部门总是为拆迁冲锋陷阵，由此可见行政强拆虽然取消，但是行政逼拆方兴未艾，一种变相的强拆依然在严重侵犯被拆迁人的权益。
行政逼拆是盲目追求政绩的结果，不好强拆只好逼拆。
根据多年的职业经验和社会实践，笔者以为在新拆迁法出台、禁止行政强拆的大环境下，行政逼拆现象产生、蔓延是强制拆除的心态在某些地方领导心中仍然没有消除、是片面追求政绩的结果。
在新拆迁法出台之前，由于可以通过责成部门强制拆除的方式，地方政府强制拆除公民房屋非常方便，只要经房管部门作出一个裁决，县政府便可责成行政部门强制拆除，而且行政诉讼不影响强制拆除决定的执行，为地方政府的强拆大开方便之门。
但是由于新拆迁法出台之后取消了地方政府强拆权，而是转为司法强拆，故某些地方政府为实现以前一样的高效率拆迁，往往利用行政权限逼拆。
司法强拆审核相对严格、时间较长，是地方政府热衷于行政逼拆又一重要原因。
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按照新拆迁法的规定不仅取消了行政强拆，而且司法强拆在诉讼期间也受到一定的限制的，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坚决防止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强制执行引发恶性事件的紧急通知》出台，给司法强拆权给予了更严格的限制，使强制拆除的行使已经不可能拥有以前那样的速度，甚至在诉讼期间要停止，这导致了一些地方政府主要精力集中到动员拆户上，而对于不愿意拆迁的人员只好通过逼迫的方式达成。
由于实施行政逼拆的幕后指使者往往是地方政府的领导，故胁迫者一般有恃无恐明知自己的目的不正当，但还是肆无忌惮，当然也不排除一些执法人员不愿意实施逼拆行为但是迫于上级压力没有办法，只好将道德和法律抛于脑后。如安徽歙县国土资源局在对鲍家欣先生进行行政处罚时讲到：领导安排的我们也没办法。一句话道出了行政逼拆的玄机。
我国大量被拆迁户的房屋手续不全,给行政逼拆制造了契机。
在我国公民自建房屋，特别是农村的房屋一般手续不全，房产证和土地证都具备的比例很小，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用地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等规划、建筑方面手续齐全的则少之又少，同时政府部门往往在拆迁前几年就作出了规划，冻结拟拆迁区域内的所有房屋手续的办理。由于这样的原因地方政府往往抓住公民房屋手续不全，利用《城乡规划法》、《土地管理法》、《建筑法》等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对号入座，不签字就按照违章建筑、非法建筑处理，被拆迁人只好签字。
其实这种手段是非常错误的，因为这种手续不全的原因不是来自于拆迁户而是执法落实不到位等社会原因造成的普遍现象，针对房屋登记手续不全的情况，《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专门规定了对登记不全的房屋进行调查、核实、认定，对于认定合法的要予以补偿；国务院《关于认真做好城镇房屋拆迁工作维护社会稳定的紧急通知》也要求对于历史原因造成手续不全的房屋予以补办手续，所以拿着行政处罚的幌子来胁迫被拆迁户是极端的错误，也是不符合政府的执政为民原则的。
行政强拆的主要手段是行政处罚、停止公职等行政手段，甚至夹杂了犯罪行为。
为逼迁所实施的各种行政手段从目的上来讲是违法的，由于意识到这一点地方政府往往会找一个合法的理由来进行掩饰，这就产生了安排规划、土地等部门检查房屋手续是否齐全；税务部门检查税收问题是否可以抓漏洞；工商部门寻找日常经营行为的问题；甚至计划生育、不给小孩上户口等都成为逼迁的手段，其影响涉及的公民和企业的方方面面，只要被这些部门盯上你不拆都不行，只要被这些部门盯上你就是去了在这里立足的根本。
行政手段固然是逼拆的主流，但是行政机关组织拆迁中也难以避免出现犯罪行为，如某县为实施拆迁雇佣的拆迁公司人员素质极端低下含有大量社会流氓混混，对群众实施恐吓等方式逼迁，笔者以为这属于有组织、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临时组织、是带有黑社会的性质，如果达到一定程度应当属于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地方政府是拆迁的主导者，同时又掌握着行政处罚的权力，当有人不配合的时候，盲目利用自己的权力来作为拆迁的筹码，几个部门包下一家进行联诛、对拆迁户的亲属株连、纵用社会人员实施口压迫群众是非常恐怖的行为，如鲍家欣事件，公职被停、夫妻被迫离婚、房子将要被没收，这一系列的问题说明一级地方政府如果把行政权力用到极致来对付一个普通老百姓是多么可怕。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设想自己身处安徽歙县鲍家欣事件、泉州晋江洪昭权案件、陕西周至道文化展示区拆迁事件中，身处同类事件之中、身处同样的政府权力之下的进行感受——所谓“感同身受”。笔者关注的绝非这几个案件中的公正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才能从法治层面上根本性地解决行政权力的边界问题——这一问题困扰我们多年，而在以上三个案件中表现尤烈，是关乎一级政府如何与民众处理基本关系的大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才可以解决“一名公民如果在某个问题上让政府不如意就在一个地方无法立足”的问题。
行政逼拆折射出恐怖的现实：一个地方政府，当它特别强烈地想要办成一件事的时候，能够想得出怎样的办法、用得出怎样的权力。这种权力的直接承受者可能是部分公职人员、可能是存在一些问题拆迁户，而其实际影响所及，无疑是更广泛的社会公众，是整整一个地方社会。正是政府放大了它的权力，使它的触角伸展到家庭，伸展到公民其他的权利领域。这种过于强烈的行政意志和行权力度，可能使其“治下”的民众陷于绝望之境，鲍家欣家庭出现为此事而离婚的事例就是证明。如果一个政府行使其权力到了能够直接导致家庭破裂、社会失范的地步，那么这种行政可以说就是暴政，而无须问行使权力追求的目标是否公正了。　   行政逼拆反映出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政府权力“过大”的问题。政府的各项行政权，大都有其合法的来源，大都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行、政府正常运转所必需的。当它们针对各种不同的对象分门别类地单独使用的时候，可能是公正的，也可能是不公正的。但是，当所有这些权力集中起来为了一个特定的目的来针对一个特定的对象的时候，肯定就是不公正的——哪怕这些权力要实现的目标是多么“正义”。这是程序的公正问题，而不是实质的公正问题。
党中央、国务院已经清晰的意识到了这些问题，2010年国务院下发《关于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严格征地拆迁管理的紧急通知》随后国务院废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出台新拆迁法，中央纪委监察部、最高人民法院连续针对征地拆迁问题下发紧急通知，严格要求禁止暴力等不正当手段逼迁，如此强大的政策法律攻势下某些地方政府还在搞如此野蛮的逼拆，令人无法置信，无法置信什么样的法律、什么样的政策能够抵制地方政府逼拆的冲动。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天津市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若干规定［失效］
　　第一条　为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发扬敬老、爱老、养老的传统美德，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结合本市的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全体公民都应当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对老年人有法定义务的成年子女更负有直接责任。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都应当把敬老、爱老、养老和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第三条　对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任何单位和公民都有权制止、检举、揭发；受侵害的老年人有权向有关部门提出控告。

　　有关部门对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行为的检举、揭发、控告，应当及时认真处理，不得推诿搪塞。因玩忽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直接责任者的行政责任或者法律责任。

　　第四条　保护老年人的人身权利。严禁打骂、侮辱、诽谤、虐待、遗弃老年人。

　　第五条　保护老年人受赡养和扶助的权利。老年人有权要求其成年子女赡养和扶助；成年子女必须履行赡养和扶助的义务。

　　成年子女应当保障没有经济收入或者收入低微的父母的生活水平，不低于成年子女的平均生活水平。赡养费数额由父母与其成年子女商定。

　　成年子女无论是否与父母共同生活，都应当承担父母的家庭劳务。

　　已婚公民应当支持和帮助配偶对其父母履行赡养和扶助的义务。

　　第六条　保护老年人婚姻自由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干涉老年人离婚、再婚，不得干扰、妨害老年人再婚后的家庭生活。

　　第七条　保护老年人的合法财产权利。老年人的合法财产，任何人不得侵占。老年人有权拒绝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成年子女提出的经济资助的要求。

　　第八条　保护老年人的居住权利。成年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侵占老年人的住房，不得强行改变老年人的居住条件。

　　第九条　保护离休、退休人员依法享有的生活保障的权利。各单位应当保证离休、退休人员享受国家规定的政治、经济、医疗、福利以及其它方面的待遇。

　　第十条　保护老年人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民政部门对没有经济收入的城镇孤老人进行定期生活救济，保障他们的生活。八十岁以上孤老人的救济标准应当高于一般孤老人的救济标准。

　　政府组织村民委员会对农村孤老人实行吃、穿、住、医、葬的“五保”供养制度，其生活标准应当不低于当地农民的中等生活水平。

　　政府组织兴办养老院、敬老院，并且鼓励有条件的单位或者个人集资兴办养老院、敬老院、老年人公寓等福利设施。

　　第十一条　商业服务部门对城镇孤老人要优先保证送粮、送煤到户。

　　第十二条　医疗卫生部门要发展老年病康复医疗事业，建立老年人健康卡。有条件的医疗单位要设立老年病专科门诊，对老年患者优先设立家庭病床。卫生院和乡村医生对患有疾病行动不便的孤老人，应当出诊到户。

　　第十三条　文化、体育部门要发展老年人文化体育事业。文化馆（站、室）、体育场（馆）、公园要根据条件利用各自的场地、设施，为开展老年人文化体育活动提供服务。

　　第十四条　城市规划、计划部门在规划、建设居住区的公共建筑时，要适当增建为老年人服务的设施。

　　第十五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要支持老年人发挥专长为社会服务；对敬老、爱老、养老和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成绩显著的个人或者单位，应当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第十六条　对违反本规定第四条至第八条规定的人，情节轻微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给予批评教育，或者由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七条　老年人要学习法律，遵守法律，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运用法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第十八条　本规定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一）老年人是指六十周岁以上的公民；

　　（二）孤老人是指没有子女和其他负有赡养义务亲属的老年人。

　　第十九条　本规定需要有关行政部门和单位执行的，由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在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方面发生纠纷的，可以由人民调解组织调解，也可以由司法机关受理。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1987年7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