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新余市人大常委会


新余市依法治乡（镇）办法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２４日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２３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玫乜挂婪ㄖ蜗纾ㄕ颍┕ぷ鳎莨矣泄胤伞⒎ü婀娑ǎ岷媳臼惺导剩贫ū景旆ā?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各乡（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第三条 依法治乡（镇）是指依照《宪法》、法律和法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乡（镇）地方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保障乡（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证乡（镇）各项工作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第四条 依法治乡（镇）应当遵循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监督、村民自治的原则。
第五条 依法治乡（镇）应当在党委领导下，由政府组织实施，人大法律监督，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协调、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第六条 乡（镇）成立依法治乡（镇）领导小组，乡（镇）主要领导兼任组长。负责组织、指导、协调、督促依法治乡（镇）工作。下设办公室，司法所代行其职能。乡（镇）应将依法治乡（镇）工作经费列入财政预算，设立专户，专款专用。

第二章 依法决策

第七条 乡（镇）政府重大事项决策程序：
（一）由领导牵头组织有关部门依据法律、法规起草方案。
（二）将决策方案进行法律咨询、可行性论证并征求群众意见。
（三）乡（镇）政府讨论通过并下发执行。
第八条 乡级财政预算、预算执行情况和经济、文化事业、社会公益事业等重大事项应提交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或决定。
第九条 乡（镇）政府可聘请法律工作者担任常年法律顾问，确保各项决策依法进行。

第三章 依法行政

第十条 乡（镇）政府要建立规范性文件审查、备案制度。规范性文件必须依法制定，严禁通过制定规范性文件而自行设定行政处罚、行政许可和集资、收费。规范性文件发布前，必须报经县（区）政府备案。并严格按备案意见办理。
第十一条 乡（镇）政府和设立在乡（镇）的公安、工商、税务等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执法主体，必须向县（区）政府申领《江西省行政执法主体资格证》。乡（镇）政府及有关单位需接受委托从事行政执法活动且符合有关规定的，必须报县（区）政府备案并申领《新余市行政执法委托书》。未取得《江西省行政执法主体资格证》或《新余市行政执法委托书》的，不得进行行政执法。
第十二条 乡（镇）行政执法人员应按受岗前执法培训。经培训合格的，依法向县（区）政府申领《江西省行政执法证》。未获取《江西省行政执法证》的，一律不得从事行政执法。省政府另有规定的除外。实施行政处罚，必须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共同进行。行政执法人员必须持证执法。不出示执法证或者出示无效执法证执法的，当人有权拒绝调查、检查和处罚。行政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应当回避。
第十三条 乡（镇）政府及基层站所按照权责统一的原则，建立严格的行政执法责任制，主要内容：
（一）建立执法制度。
（二）明确执法岗位职责。
（三）强化执法纪律。
（四）严格执法要求。
第十四条 乡（镇）政务实行公开，公开办事程序、标准、时限和结果。公开项目：
（一）发展规划和总体目标及其实施情况。
（二）重大决策与活动。
（三）计划生育情况。
（四）宅基地报批情况。
（五）扶贫救灾、救济款物发放和使用情况。
（六）各种收费项目。
（七）集体资产承包、出让情况。
（八）办案程序。
（九）服务承诺。
（十）群众普遍关心的其他事项。
第十五条 乡（镇）政务公开方式：
（一）每半年公开一次（除第十四条第一项外），重大问题随时公开。
（二）利用政务公开栏、印发“明白信”、通过广播等形式公开。
第十六条 乡（镇）基层站所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实行政务公开。
第十七条 乡（镇）政府实施下列重大具体行政行为后，应当在十五天内报县
（区）政府备案：
（一）对公民罚款、没收财物、拆除建筑物其数额（价值）在５０００元（含本数）以上的。
（二）对法人和其他组织罚款、没收财物、拆除建筑物（构筑物），其数额（价值）在２００００元（含本数）以上的。
（三）对土地、山林、矿产、水利等资源权属纠纷作出的调解意见。
第十八条 除公安机关因追捕逃犯或依据上级部署上路执法外，乡（镇）政府及基层站所一律不得擅自上路执法，不得设卡拦车检查、收费和罚款。
第十九条 严格行政执法程序：
（一）立案。
（二）调查取证，对违法证据进行登记保存。
（三）处罚预先告知（符合听证条件的举行听证）。
（四）作出处罚决定。
（五）送达处罚决定书。
（六）执行处罚决定。
（七）结案归档。
第二十条 乡（镇）政府及基层站所作出罚款决定的，必须向当事人开具合法罚没票据，实行罚缴分离，并由当事人直接向指定的罚款代收机构缴交罚款。
第二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且当事人无异议的，执法人员开具合法罚没票据，可以当场收缴罚款：
（一）依法给予２０元以下（含２０元）罚款的。
（二）在边远村庄执法时，不当场收缴事后难以执行的。
（三）当事人向指定罚款代收机构缴交罚款确有困难并经当事人提出愿当场缴交的。执法人员当场收缴的罚款，应当自收缴罚款之日起二日内交到市、县（区）政府指定的罚款代收机构。
第二十二条 乡（镇）规范性文件备案、重大行政行为备案、上路执法申请的受理和行政执法证书的发放，由县（区）政府法制机构负责。收到备案申请后，县（区）政府法制机构应当在十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逾期未作出答复的，视为同意备案。

第四章 依法管理

第二十三条 乡（镇）政府要依法管理农民负担、计划生育、农村用地、经营承包、科技推广等项经济、文化、社会事务。对法律、法规明确赋予乡（镇）公民的义务和职责，采取《明文卡》的形式向其告知；对法律、法规界定不清或无法律、法规依据的事项，采取签订合同的形式予以确定，并严格履行合同。
第二十四条 加强人民调解。健全乡（镇）、村两级调解组织，充分发挥其作用，把问题依法解决在本乡（镇）。
第二十五条 运用法律法规解决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调解农村热点、难点问题。凡当事人诉诸司法部门解决的问题，必须按法律程序办事，不得行政干预。
第二十六条 实行“谁管理、谁负责”，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活动，有重点地进行专项整治，确保社会治安稳定。
第二十七条 乡（镇）政府对行政管理相对人不服行政行为提出异议的应认真审查，实事求是地作出答复；如相对人仍不服并向上一级行政机关或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复议或诉讼的，乡（镇）政府应积极应诉。
第二十八条 乡（镇）政府要维护法律权威，支持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的执行，不得有阻挠执行行为，不得对提起行政诉讼的当事人实施打击报复。
第二十九条 人民法院应充分运用审判职能支持、监督乡（镇）政府依法行政。
第三十条 对不依法缴纳税费的，由执法机关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催缴，因国家税费的收取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依法受理、审查，并及时处理。

第五章 依法监督

第三十一条 乡（镇）人大应组织人大代表，每年对本乡（镇）依法治乡（镇）工作进行检查，检查时邀请有关人员参加。县（区）人大应对依法治乡（镇）工作重点检查。
第三十二条 依法治乡（镇）领导小组每年组织乡（镇）机关干部和群众代表，对依法治乡（镇）情况进行民主评议；组织村民代表对村委干部进行民主评议。
第三十三条 乡（镇）政府及基层站所应自觉接受人大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上级行政机关的监督和监督和监察、审计等专项监督。

第六章 村民自治

第三十四条 民主选举。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每三年一次依法选举村委会组成人员，严禁任何破坏选举的行为。
第三十五条 民主决策。建立和完善村民代表议事制度，村委会重大事项决策，必须经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通过，未获通过的一律不得实行。
第三十六条 民主管理。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建章立制，完善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等各项制度。
第三十七条 民主监督。各村民小组的村民代表，负责收集村民的意见和建议，向村委会提出，村委会必须实是求是答复，村民代表将其答复向村民反馈。有违纪或不公平、不公正行为必须立即予以纠正。
第三十八条 严格按市、县（区）规定配置村委会、村民小组干部，实行交叉任职，一人多职，一职多能。规范办事程序，务实高效。调整村委会干部要依法进行。
第三十九条 实行村务公开，公开的主要项目：
（一）财务收支情况。
（二）农民负担。
（三）村办企业承包和土地承包调整情况。
（四）计划生育情况。
（五）农户新批住宅基地。
（六）农村水、电费收缴。
（七）采伐林木情况。
（八）扶贫救灾、救济款物发放。
（九）村干部任期目标执行情况和工资报酬。
（十）农民普遍关心的其他事项。
每季度公开一次，重大事项随时公开；通过召开村民代表会议、村民大会和设置村务公开栏的形式公开。

第七章 法制教育

第四十条 乡（镇）要制订普法学法年度计划，建设一支农村普法学法骨干队伍。
第四十一条 利用广播、电视、墙报等宣传工具宣传法律知识，营造良好的法制氛围。
第四十二条 建立乡（镇）及基层站所学法用法档案。坚持每季度一天学法制度，结合农村工作特点，系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提高基层干部和执法人员的法律知识水平。
第四十三条 结合农村生产、生活特点，组织好村民的法制教育，广泛开展“法律进农家”活动，办好“农民夜校”。村民应每半年集中学习一次，以提高其遵纪守法的自觉性。
第四十四条 乡镇企业要认真开展法制教育，依法经营，依法管理，依法纳税，依法保护职工人身安全和企业财产。
第四十五条 农村学校要把法制教育列为学生的必修课，使他们从小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
第八章 守法用法
第四十六条 乡（镇）公民应自觉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各项义务。
第四十七条 乡（镇）公民和农村生产经营组织应依法主动缴纳税费。
第四十八条 乡（镇）公民要热爱祖国，关心集体，团结和睦，诚实守信，保护环境，热心公益，崇尚科学，赡养老人，移风易俗，计划生育，扶贫济困，自觉遵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
（一）不破坏、侵占耕地、林地和水利设施用地，不违反计划生育政策。
（二）不打架斗殴，不参与宗族械斗，不酗酒闹事，不虐待老人，不遗弃婴儿，保障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
（三）严禁偷盗、敲诈、哄抢国家、集体、个人财物，严禁盗伐滥伐林木；不损害通讯、交通、供电、水利等设施，不在公路上摆摊设点、堆放物品、倾倒垃圾、设置障碍、开沟引水或其它方式妨碍交通秩序。
（四）不生产、经营假冒伪劣产品，不生产、出售有害人体健康的食品。
（五）不制作、出售、传播淫秽物品，不购买隐藏赃物，不以修家谱、建祠堂等名义从事封建宗族活动；严禁赌博、吸毒、卖淫、嫖娼和为赌博、卖淫、嫖娼提供条件、场所，严禁拐卖妇女、儿童。
（六）严禁利用封建迷信活动招摇撞骗；严禁参加邪教组织。
（七）对临时居住人员和人口出生、死亡，应在规定的限期内向当地派出所或乡（镇）政府申报和注销户口。
（八）不阻碍国家工作人员执行公务，积极为国家工作人员工作提供方便，为办案提供线索和证据。
（九）不偷电、违章用电，严格消防管理，杜绝火灾隐患。
（十）严禁生产、贩卖、非法携带枪支、弹药、爆炸物品和各种管制刀具，严禁非法生产、运输、储存、销售烟花、鞭炮。
（十一）不越级上访；上访时不得发生围堵、冲击国家机关、拦截公务车辆、损坏公私财物、影响国家机关工作序等行为；多人反映共同意见、建议和要求的，应当推选代表，代表人数不得超过五人。
（十二）严禁盗挖古墓、盗取、转移和破坏文物，或将文物倒卖，牟取不法利益。
第四十九条 发生山林、土地、水利权属和邻里纠纷及乡（镇）公民非正常死亡的，应通过正常渠道依法解决，不得进行宗族械斗或聚众闹事。
第五十条 当乡（镇）公民权利受到侵害时，应当自觉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第九章 奖惩措施

第五十一条 对在依法治乡（镇）工作中作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五十二条 经县（区）检查，在依法治乡（镇）工作中问题较多的乡（镇）、村和单位，不得评为精神文明或综合性先进集体。
第五十三条 对因失职渎职造成生命财产严重损失的，追究领导责任；触犯刑事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四条 乡（镇）行政规范性文件发布后未按本办法规定报备的，由县（区）政府给予通报批评，限期报备；不按备案意见办理的，追究乡（镇）政府领导和有关人员的行政责任。
第五十五条 行政执法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区）政府对执法单位提出批评警告，并对主要负责人、当事人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本办法的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的。
（二）违反执法程序的。
（三）滥用职权、滥施处罚的。
（四）适用法律、法规、规章错误，严重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的。
（五）阻碍行政执法监督的。
（六）对控告、检举的公民进行打击报复的。
（七）徇私枉法、索贿受贿的。
（八）有其他违法失职行为，经督查不改的。
第五十六条 对不按本办法规定进行政务公开、村务公开的乡镇或村委会，由其上级政府给予通报批评，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对主要领导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七条 对重大具体行政行为不按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报备的，由县（区）政府予以通报批评；造成不良后果的，对单位主要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的，依法提请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八条 未经县（区）以上政府批准擅自上路进行各种检查或虽获准上路执法而出现“三乱”行为的，予以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追究领导责任或依法提请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九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不实行罚缴分离或使用违法罚没票据的，由县（区）监察、财政部门收缴其罚没收入上缴财政，并相应扣发财政经费；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条 乡（镇）公民违反本办法第四十八、四十九条规定，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理；违反社会治安管理的，由公安机关按《治安处罚管理条例》进行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章 附则
第六十一条 本办法自２００１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浅谈法官素质和待遇对司法公正的影响

韩鸿翔


　　同国外发达法治国家相比，我国法官素质和公信度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与此相应的是，我国法官待遇和地位低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两个低”是对我国法官在社会生活中身份和地位的真实折射。

一、“两个低”形成的历史原因

在我国历史上，一直没有形成崇尚法治的文化传统，法律意识基础也非常薄弱。相反的是，人治思想基础非常浓厚，“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不死即为不忠”等等都反映了人们心中君权至上的思想。在诉讼断案方面，老百姓心中也是包公、海瑞等清官情结。其实，人们心中的包公也不是一个纯粹的法官，他集警官、检察官、法官和执行官于一身。在包公身上人们所向往的是公道正派和为民做主，而不是现代法治理念所要求的法官居中依法公正裁判、司法为民。司法为民和为民做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为民做主固有含义便是：“父母官”以权力为依托，在个案中实现公平正义；至于权力运行是否合法，是否遵从既定程序，权力运用的方式能否普遍适用，则在所不问。“权大于法”至今仍是社会民众的普遍心理。人们对法律（法治）的信仰远不及对权力的信仰。

经过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以及短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中华民国时期，几千年来一直都是在君权至上、法为权用的人治思想传统。既便在1954年我国诞生了第一部宪法后，法治思想的萌芽还未形成，就被后来十年文革的惊涛骇浪所淹没。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才开始真正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到党的十五大才提出依法治国方略。所以说，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只是近几十年来才提出的。

在这种传统思想文化观念的支配下，生活实际中，当人们的利益受到侵害而为自己寻求救济之时，通常想到的是找“中间人”来管一管，对于诉讼比较“厌恶”，不到万不得以不为之。在当今，人们对自己权利的救济还有一种中国特色的方式：有矛盾纠纷往往想到的不是找法官，而是上访告状，找“县官”、“市官”、“省官”，甚至“告御状”，即便对法院的判决不满也不例外。人们总希望能换一个更大的“官”来把这些个“小官”管一管，治一治，为自己做主，为自己出气。他们深信“权大于法”。出现这种情况有很多种原因，但是也不难看出，人治思想在人们心理和行为方面的巨大影响，而法治思想在群众中的基础却是多么薄弱。

在中国古代，在职位设置上没有真正意义的法官这一职位。法官和行政长官融为一体，司法权和行政权合二为一。县、州、道、台等各级长官皆可坐堂问案并依律决讼断狱。现在人民法院的前身向前可一直追溯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当时在一些地方的农会才成立过审判土豪劣绅的法庭、审判委员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成立过中央最高法院和省、县、区各级裁判部。这是我国司法制度的萌芽。[1]审判机关诞生之初，便是以中央政府对敌斗争工具和对内调解矛盾机关的面孔而出现的，他属于政府的组成部门之一。到1954年第一部宪法颁布后，人民法院根据规定才不再隶属于政府，不再向其报告工作。但是法院所承担的社会职能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且当时对法官任职条件、待遇等一系列问题，法律也没有另行规定。现实当中，法官一直是参照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来管理的。既便2003年《法官法》诞生后，其规定也未被很好地落实。

由于这一系列历史原因，包括法律文化传统因素，至使一直到今日全社会民众看来，法院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和政府的一般工作部门并无多大差别；法院工作人员（法官）在整体素质和知识结构方面，与一般公务员相比，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正是这种社会责任和人员素质的无差别，最终决定了待遇方面的无差别。于是，相对国外成熟法治国家而言，我国就出现了法官“两个低”的现状。

二、法官的素质与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

现在我们就有了一个问题：法官 “两个低” 的现状是适应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还是与之相悖呢？

我国1993年宪法修正案规定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自此，我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建设转向市场经济建设，经济立法数量大量增加。要发展市场经济，完善宏观调控，国家必须营造一个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只有公平才能激发创造力，只有有序才最大限度地避免财力内耗，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要做到公平有序，就必须制定完备的法律，用法律确定各方权益，规范社会秩序。市场经济就是公平竞争的经济，只要存在竞争，就会存在纠纷，要使纠纷在公平有序的环境中得到解决，就离不开法官通过司法程序依法居中裁决。公平合法有序同样也是对政府行为的基本要求。在行政诉讼中，法院还负有审查政府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合理性的司法裁判权。在历史中形成的，法院作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的格局，正在逐步被打破。可以认为，法院承担的社会职责相对政府的一般行政部门而言，越来越重大了。

1999年宪法修正案规定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近二十年来，全国人大大量立法，最高法院司法解释也层出不穷，国务院及各部委、各地方人大、政府的各种法规、规章更是多如牛毛。所规范的内容不限于上文所述的有关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婚姻、家庭、侵权等基本的民事法律，涉及政府各个管理领域的行政法律，以及规范法官和当事人行为的诉讼法律也越来越细化。早期法律秩序通常能够在没有通过适当训练而获得实体法和程序法知识的情况下得经维持。但是，现代社会生活变得愈来愈复杂，法律规范也变得愈来愈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伴随着法律调整的社会生活关系的广泛化和复杂化以及相应对纠纷的解决提出更高的要求，法院的社会责任也越来越重大，早期的未经培训的经验型法官已逐渐让位于经过严格培训的专业型法官。不管懂不懂法律，只要进了法院熟悉两年都能干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这样一来，国家和社会对法官的素质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纵向比较。
同时，相对行政机关一般公务员进行横向比较而言，国家和社会对法官素质的要求也更为提高，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分析得出：

（一）人之常情，理之所在。法官作为双方当事人纠纷的裁判者，处理纠纷理应比双方当事人看问题更全面、更深刻、更在理、更能服众；否则，就不称为法官。故此，法官的素质相对而言，在总体上应高于检察官、律师、以及行政机关一般公务员。此三者，常常是案件的当事人。

（二）、法官不但是处理纠纷的裁判者，而且是终局裁判者。当人们行为出现侵权、违约或其他不当之时，包括行政机关公务员的行政行为有违合法性、合理性或正当性之时，相对人可以到法院找法官寻求救济，法官可依法纠正之。可是，如果当法官的行为不当之时，又有谁来纠正。这是司法终局决定的。因此，法官应当是高素质的，既包括能力，也包括良心，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法官的不当行为。

（三）、现在提倡处理纠纷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两个效果都良好，最终当事人息诉罢访，案结事了。当事人包括的范围太广泛了，一般群众、行政机关公务人员、行政机关都可能成为当事人。这就要求法官能够针对社会各个不同阶层形形色色的人做思想工作，会说理，说的在理，不仅能讲法理，还能讲情理、道理、伦理，并且能讲到当事人的心中。这就对法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广博的法律知识，丰富的社会经验，高超的表达能力，甚至还要有敏锐的政治智慧。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我国现在的法官的低素质的状况已不能再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法官素质亟待提高。那么，法官素质提高到多高才可以？这无法用一个“尺子”去量，但总的目标是达到“令人敬佩”。

三、法官素质与待遇

提高法官素质的方法和渠道有很多，但从根本讲只有两个：一是法院系统内部花费必要的人力物力，提高现任法官素质；二是直接从社会上录用或调入高素质法律人才，逐渐添补法官空缺，逐渐从整体上提高法官素质。第一种方法是解决目前法官素质低的临时举措，从长远来看，第二种方法才是最终提高并保持高素质法律人才从事法官职业的根本之道。道理很明显：法官素质高低不是自己跟自己比，而是相对全社会而言，因此为了整个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国家也应当在全社会范围内，吸收高素质人才进入法官队伍。另一面从社会上吸收人才，也使社会人力资源得到合理利用，节约高素质法官产出的投入成本。
当全社会都在要求公平和正义之时，当提高法官素质成为当务之急之时，当法院需要引进、挽留高素质法律人才之时，有关法官待遇的问题就成了一个无法让人回避的问题。我国法官待遇低，已被普遍共认，也已被当前的法官不断流失的实际状况所证实：“近年我国共流失法官1．6万人，其中多数是从西部地区流失的。”“学法律的大学生在毕业就业时首选律师，其次是大公司，最后才是法官。”“律师和法官在待遇等各方面的差距实在太大。”[2]

根据北京市司法局公布的数据，2004年度北京执业律师已突破1万名，这些律师的行业收入突破50亿元。业内人士保守估算，这1万名律师中至少有200名的个人资产已达到了千万富翁水平。这就意味着，每50名北京律师中就能诞生一个千万富翁。粗算下来，北京律师年均收入可达50万元。[3]律师界这样高的收入，法官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工资是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其实质是劳动力的价格。市场经济，竞争激烈，哪里价格适中，效益好，资源就自然向哪里集中。人才资源的配置亦然，哪里劳动力价格高，人才自身的价值展示得越充分，人才就会流动到哪里。这是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的基本原理。由于我国律师界的收入在总体上远高于法官收入，因此，在我国形成了律师水平高于法官水平不正当局面。就单从这一点讲，让两个针锋相对的高素质的律师在低素质法官的裁判面前“胜败皆服，案结事了”，谈何容易？

这就出现了法官的经济待遇与其责任、义务不相对等的现状。法官的职业特点决定了法官应尽量避免以营利为目的的活动，因而不可能从其他途径获得收入，工资是其唯一的收入来源，国家应保证法官享有相对优厚的待遇。但长期以来，法官的工资序列一直是按公务员的序列进行管理的，没有自己的工资序列，体现不出责任的重大和职业的神圣。而法官作为纠纷的最后裁判者，审判行为作为一种复杂劳动，本身具有的责任特别重大，负担较重。法官审理案件，表面上风平浪静，其实那只是处于风暴眼之中的一种暂时的、虚假的平静。实际上，法院的判决稍有闪失，各种社会矛盾随时有可能呼啸而来。而与其相对应的律师工作则比较轻松，收入水平比法官高得多，同是法律职业，对比显明，“法官下岗当律师”这一本末倒置现象在中国产生就不足为奇。培养法官的廉洁作风笔者也提倡，但法官毕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还是要同自己周围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的，受着社会各种思潮的影响，仅加强对法官廉洁自律的教育是不够。人们曾说“法官要耐的住寂寞”，不错，法官应该约束自己的业外活动，不作与法官身份、职业相悖的事情，但是法官最起码的生活质量要保证；法官不可以接受当事人的吃请，但要自己请得起自己；不要出现法官因为不能支付自己子女上大学所需的费用而离职。

要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状，应当从提高法官待遇入手，使各级法院逐步引入与留住有经验的、合格的、多样化的高素质人才，同时也激励现任法官加强自修，提高自身素质，以适应法官职位的需求。 “改善法官待遇。这并不是法官自利欲望驱使所至而提出的改革，而是其他国家改革的经验。提高待遇能带动法官素质提高，带动纪律严肃，树立法律权威。”[4]美国作为发达的法治国家，为留住有经验的高素质法官和引入优秀的律师担任法官，提高法院司法能力，在法官待遇方面可为他国之楷模。美国联邦法官“一经任命不仅享有很高的政治待遇，非经国会弹劾，不得免职，而且享受高出一般国家工作人员3-5倍丰厚的经济待遇，由此培育出的法官队伍使得他们忠于法律，忠于国家，忠于职守，始终保持执行案务的公正性和执行职务的廉洁性，自觉地践行法律，以体现法律的权威。”[5]即便如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院约翰•罗伯茨在2007年度报告中陈述：“也决心继续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二十年的追求：为使联邦法官得到合理的薪水”，还在努力呼吁国会增加联邦法官的收入。[6]

法官待遇包括方面很多，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待遇；二是身份待遇。经济待遇即工资的多少，身份待遇即社会地位和受到尊重的程度，其中经济待遇占主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