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基层院检察信息化建设

刘仕杰


自2000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了《关于在大中城市加快科技强检步伐的决定》以来，全国已有134个分市检察院建成局域网，234个区县检察院已经建网，联入各级检察机关局域网的计算机超过1．3万台，全国检察机关信息化建设总投资3亿元以上，标志着全国检察机关的信息化建设全面启动。韩杼滨检察长在讲话中指出即将到来的新世纪是一个信息时代，我们一定要适应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需要，真正把科技强检工作特别是检察机关信息化建设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力争在较短时间内把检察机关的信息化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此，笔者就基层检察院信息化建设浅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观念滞后、缺乏人才、缺乏资金是基层院检察信息化建设面临主要问题
(一) 观念滞后，是基层院检察信息化建设的思想阻力
检察机关中部分领导和干警在思想观念中存在着只须懂法就足以胜任检察工作的偏见，对信息化的了解也仅限于信息化就是用微机打字、信息化就是上因特网，对信息化范围、信息化开展的意义认识不足，还未真正意识到信息化建设对检察工作有着巨大推动作用。因此各别检察机关出现了阻碍科学技术与办案结合的不利因素，缺乏依靠科技进步的内在动力，对于如何把信息技术运用到检察工作中来、如何用信息化促进检察工作的跨越式发展，研究较少，重视不够。这种状况已成为检察机关加快信息化进程，推动办公、办案现代化发展的瓶颈，与当前形势发展和检察工作的任务需求极不相应，这些都制约了检察工作的与时俱进，全面开展。
(二)、缺乏人才，使基层院检察信息化建设力不从心
检察机关信息化建设工作存在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严重缺乏信息技术人才。从目前来看，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在过去所接受的教育中几乎不存在信息技术知识，而专门的技术人员又大多为法医、会计、痕检、摄像等传统技术型工作人员，因此对于信息技术这门科技含量很高的综合技术，显得束手无策，很难提出一个长远的发展规划、很难得心应手地组织建设信息化建设。对于有一些信息化建设的基层检察院，又由于人才缺乏，先进的信息化设备不能使用或不能充分地发挥作用，使信息化建设的成果成为摆设。因此在没有一支高水平的信息化技术人才队伍的前提下，检察信息化建设对某些院而言简直是一种神话或资金上的严重浪费。
(三)、缺乏资金，基层院检察信息化建设难以保障
信息化建设是一项高技术、高投入、高效能的现代化基础建设，必须要有足够的建设经费作保证。它所涉及的硬件设备、软件系统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来购置。以一个基层院为例，建设一个由一台服务器，20台终端微机组成的小型局型网，购置网络办公办案系统、多媒体示证系统、举报自动受理系统、审讯监控系统审统，这几项建设资金投入就得在50万元以上。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信息化建设经费应由财政分级负担的原则，因此建设经费应由各级地方政府专项划拔。然而地方财政或专门人民检察院所依赖的经费划拨部门却往往因为各种原因，不能保障和支持检察机关的信息化建设。因此检察机关在信息化建设上只能是等米下锅，信息化建设得不到有效保障。
二、基层院检察信息化建设应着重做好以下六个方面
(一)加强领导、高度重视信息化建设
信息科学技术是当今现代化最显著的标志和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对社会的发展产生广泛深刻的影响。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努力提高检察机关办公、办案效率和应对突发案件的快速反应能力，已成为检察工作发展和融入社会的客观趋势，是实现科技强检的重要途径，也是更好的履行检察机关职能，维护国家法律尊严的有力保证。因此基层检察机关应高度重视信息化建设，通过各种方法提高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对信息化工作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的认识，解决思想上存在的误区。切实按照高检院的要求成立信息化领导小组，全面指导、组织全院的信息化建设。制定并落实建设规划和实施方案，及时解决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健全本单位信息化管理机构，开展信息化建设与应用工作。
(二)下大力气、多渠道筹集信息化建设资金
经费投入是信息化建设的根本保证。基层检察机关的一把手应积极主动地向地方党委和政府汇报检察机关信息化建设情况，勤请示、常汇报，积极反映建设经费紧缺的困难，力争把此项建设经费纳入地方财政预算。各院的信息化领导小组要把这项工作作为信息化工作的重点和难点，采取有力措施，千方百计，广开渠道，保证建设经费足额、按时到位。
(三)以经济、实用、高效为原则组织信息化建设
为保证检察信息化建设能规范、有序、高效地进行，基层检察院必须严格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统一规划、统一技术标准、统一规范、统一应用软件、统一管理”的建设原则。在建设中要立足本院实际，以经济、实用、高效为原则，高起点建设、高水平设计、高技术配置。避免盲目建设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笔者认为信息化建设中最基本项目应该有以下几个：
1、组建基层院小型实用的局域网。根据本院实际和信息化经费筹集的情况，确定本院局域网规模。对于服务器、交换机在投入上最大限度的做到高配置。从而保证局域网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局域网建成后，就结束了单机办公的历史，搭建了网络化办公的平台，为局域网内资源的共享、信息的快速传递创造了基础条件。
2、购置实用的检察业务办公系统软件，实现办公办案自动化。基层院可根据本院情况可以自行开发或购买相应的检察业务及办公系统软件。但此软件系统必须要符合高检院“五个一”标准，以利于三级网连通后，数据信息的采集和传递，并且还可以确保此项经费投资不浪费。检察业务及办公系统软件基本的功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业务系统，以各项检察业务为中心，体现批捕、起诉、法纪、监所、反贪、控申等办案业务流程，所有个案信息由办案人员输入后，按照职责权限自动流转给相应的负责人，由负责人做出相应的处理或决定。二是办公系统，将各类办公公文处理、各种规章制度、信息、情况均放在局域网上，通过浏览器进行网上公文写作、批示、阅读。从而实现办案、办公信息的流程化、信息化、无纸化、现代化。
3、购置专项功能的应用软件，提高检察机关的信息化建设程度
购置法律法规检索系统，实现法律法规的便捷查询；购置多媒体示证系统，强化公诉人出庭示证效果；购置举报自动受理系统，实现举报受理自动接听、自动应答、提供咨询、自动录音和24小时无人值守；购置建设审讯数字录像监控系统，实现审讯过程的实时录像、录像信息局域网内实时传送、监控微机实时显示，录像资料的数字化形式硬盘存储。
4、在互联网上建设检察机关的因特网网站，扩大检务宣传。
通过因特网进行检务宣传、在线法律咨询，设立电子信箱，接受群众举报等等，这些都是利用先进信息通讯手段开拓检察业务的新途径的做法，它必将扩大检察机关在社会上的影响。
检察机关信息化建设是具有挑战性、创新性和探索性的工作。面对缺乏信息化建设的工作经验和信息技术人才匮乏的现实，为更好地进行本院的信息化建设，更准确地定位信息化建设中的各个建设项目，花好每一分来之不易的信息化建设资金。基层院在在建设中可以走出去，对建设较早、较好、有代表性的基层院进行考察调研，通过考察学习达到少走弯路、少花钱、高效建设的目的。从而积极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建设路子。
(三)引进和培训人才，确保信息化建设真正落到实处
根据全国检察机关信息化建设的要求，三级网连通以后，各级人民检察院要根据实际情况，一方面要积极争取政策，引进人才，把技术精、有责任心和热爱检察事业的信息技术人才充实到检察机关中来，并努力营造一个适合技术人员发展的空间，保证信息技术人才进得来、留得住、用得好、有发展。其次立足本院，在未有专门人才的情况下，加大全员培训力度，从实际工作出发，从实际应用出发，努力提高全员干警的信息化素质。可以采取 “请进来、送出去”的方法。“请”是请计算机方面的人才来院给全院干警授课，利用建成的网络现场传授计算机网络基础知识。“送”是送干警接受培训。也可以选拔有微机基础知识的干警做教员，通过他们的 “传、帮、带”，使全体干警熟练掌握了局域网操作的基本技能、应用软件使用。积极组织干警参加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提高计算机使用水平。
信息化建设的项目建成以后，不能放着、摆着不用，而要充分地、强制性地利用起来。不能因为干警囿于传统工作方法，学习掌握上存在在惰性，学习掌握需要一段时间，而不做制度上的要求。应从全院整体发展的角度、检察事业发展的高度，制定规章制度，要求各类案件信息必须输入微机、各类公文必须在微机上书写、流转，从而使干警的传统的办公状态进入到网络化办公、信息化办公的角色中，只有这样才能把信息化建设的成果应用到检察工作中，推动检察工作的向前开展，才真正地将信息化建设落到实处。
高检院张穹副检察长在讲话中曾要求各级检察机关深刻认识加快检察机关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意义，从组织上切实加强领导，从经费上提供保障，按照确定目标，进一步加快科技强检步伐，力争通过一、二年的努力，使检察机关办案现代化和办公自动化达到新的水平。这就为基层检察机关进行信息化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思路。基层检察院只要树立起科学技术是检察机关的第一战斗力，也是检察机关现代化的强大动力的观念，增强起事业的使命感、责任感，振奋精神，坚定信心，开拓进取，扎实工作，就一定能把基层院的检察信息化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作者单位：锦州铁路运输检察院
通讯地址：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延安路五段五号
作者姓名：刘仕杰
有感于律师和记者的调查权

韩荣营

当今世界法治国家，大都确认律师和记者“自由职业者”的地位。律师通过执业活动，依据事实和法律，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记者通过采访活动，如实报道国内外发生的事件，以褒扬正义、贬斥邪恶。二者根本的共同点是尊重事实，重现事实，通过事实说明问题。重现事实的途径就是调查，在律师称为取证，在记者称为采访。律师通过调查取证，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还事实以真相；记者通过采访报道，用语言、文字或音像还原事实真相。然而，无论是律师，还是记者，就调查权问题，在其执业活动中，均有许多尴尬和无奈。
一是我国法律、法规不健全。对于律师调查取证，《律师法》第31条规定：律师承办法律事务，经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调查情况。《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它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由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所谓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必须经被调查单位或个人同意，如果是辩护人向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调查，除本人同意外，还必须同时具备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的许可条件。由此可见，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完全取决于被调查对象，如果被调查对象不同意，无需任何理由，律师均不能调查取证。这与权利本质相悖。所谓权利，是指要求他人为某种行为或者不得为某种行为的资格。既然调查取证是律师的权利，那么就应当是被调查者的义务；而现行法律赋予调查对象许可的权利，律师的调查权反而倚赖调查对象的许可权而存在，显然与权利的本意相悖。由于这样规定，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受到很大限制，任何被调查单位和个人，只要不同意接受调查，律师的调查取证就无从谈起。而法律对记者采访报道权利规定更加模糊，到目前为止，既没有出台《新闻法》，也没有关于记者执业权利和义务的法律、法规、甚至部门规章。唯一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规定的又特别笼统，既不属于法律，也不属于法规，连规范性文件也不算，而且政治性还特别强。根本未涉及新闻记者在执业过程中的权利问题，使得新闻工作者，包括一些传媒与司法方面的研究者，不得不引用《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残疾人保障法》及《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的有关条款，来引伸其采访报道权。新闻工作者采访报道国内外重大事件的权利难以落实。
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甚至政策对新闻记者采访报道权的规定，导致记者采访报道，只要不是为被采访单位歌功颂德，做美化宣传，或者起广告效应的，就很难取得当事人的配合。尽管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规定，记者采访报道需要被采访单位或者个人同意。实践中，如果被采访者不同意，记者是无法完成调查采访工作的。
二是由于以上原因，律师和记者在实际执业过程中，主要是在调查取证或采访过程中，人身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尽管《宪法》规定了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律师和记者在调查（采访）过程中，人身权利受到侵害的事件时有发生，律师取证过程中遭到围攻、威胁，甚至漫骂、殴打，非法拘禁的情况很多，特别是矛盾尖锐的案件和一些涉及国家机关的案件，律师调查取证时危险性更大。而记者采访报道，除非正面褒扬的，凡是作为反面材料的，有负面影响的，对阴暗曝光的，都有可能受到人身伤害，实践中被打骂、砸毁器材，强索资料，甚至非法拘禁的情况都出现过。如广西南丹矿难事故的调查，记者受到的待遇是：阻截、驱赶甚至追杀。
三是律师运用证据为当事人服务和记者对采访的事实真相通过媒体予以报道后，所产生的不利后果也极为相似：律师如果将调查取得的证据在法庭上出示以后，对方当事人一知悉，闭庭后威胁证人撤回证言或者作出与原证言相反的证明，使得律师的工作功亏一篑，导致法庭不能采纳律师依法取得的完全是事实真相的证据。更有甚者，在刑事辩护中，如果律师将依法调查取得的证据出示给法庭，而且足以推翻控方的证据或对控方的证据产生威胁时，个别公诉人和公诉机关不是依据事实和法律，实事求是地分析案情，而是迁怒于律师，休庭后运用国家的强制力，用非法手段威胁证人，迫使证人改变证言，并把改变证言的原因加害到律师身上，进而以《刑法》第306条迫害律师，有的在休庭后当场带走律师。实践中出现了湖南云梦律师事务所律师刘亚清妨害证据案，福建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黄亚斌伪证案等一系列冤案。而记者一旦将采访的事实真相通过媒体公诸于众，如果是对违法行为进行曝光，不道德行为进行谴责或对阴暗面进行揭露，即使完全尊重客观事实，也可能面临被恐吓、骚扰甚至于被起诉的厄运。而最直接的方式 是：这些记者或记者所在单位的其他记者，会遭到被采访单位的“封杀”，象广东高院、兰州市公安局、中国足协都曾下令“封杀”记者。
律师和记者之所以在调查取证权上有诸多相同的厄运，主要是我国目前立法的不足造成的。《新闻法》从着手立法至今已20多年，仍迟迟未出台，并且在2003年十届人大的立法规划中也没有列入。同样《律师法》尽管存在着许多阻碍律师执业的条款，但其修改也未列入五年规划。笔者认为：应尽快出台《新闻法》，对记者采访报道事实真相的权利予以明确，并明确被采访单位和个人的配合义务，禁止各种形式对记者采访权的非法侵害。尽快修改《律师法》，恢复《律师暂行条例》关于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规定，并明确律师行使此项权利的法律保护。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律师和记者的执业权利，才能进行有效的舆论监督，才能还事实于真相，才能扬善除恶，维护法律的尊严和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最后，笔者引用著名法学与文学大师冯象的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律师和记者不用结盟但天然就是盟友，特别是从社会监督的角度来考虑，这两股力量有效地结合起来，我认为会使一些人，特别是那些视社会监督为寇仇的人，心惊肉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