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销自1945年在美国诞生以后，不久就被不法商人变质为诈财的工具，并由美国向世界各地蔓延，不但在各国造成重大社会事件，使得数以万计的民众受到损害，而且也使得正在发展中的传销事业的形象大受打击。传销在上世纪80年代传入我国之后，在我国独特的重人情关系的土壤里，演变成了一种“杀熟”的手段，被人称为“经济邪教”，严重损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干扰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危害着社会的和谐稳定。新时期，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突进和资金市场的不断活跃，传销有生存、发展和壮大的空间，死灰复燃之势愈演愈烈，传销大案时有发生，社会危害性已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本文拟对传销犯罪的现状予以多角度考察，分析其特点及社会危害性，从犯罪构成基本理论出发解读“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一、传销呈现出新特点

　　（一）花样翻新。“消费联盟”、“连锁加盟”、“互动式营销”、“全球得利计划”、“网络营销”等形式相继出现，不法分子大肆鼓吹传销行为是所谓的“21世纪最具潜力及效益之革命性行销方式”，声称此种营销模式投资定额，而收益无限，其目的就是不断地扶持和发展“下线”。传销组织者不再靠出售化妆品、保健品、日用百货等产品来拉下线，而是以所谓的“产品”为幌子，把重点放在“拉人头”上。

　　（二）行为方式更加隐蔽。传统传销活动多存在于城乡结合部、出租房屋集中地区、居民小区或家属院内，改大规模聚集为小规模多点聚集，指定专人外出采购必要的生活用品，行动谨慎，行踪不定。近阶段，又衍生网络传销，金融网络传销猖獗，组织者在网上发布传销信息，参加者浏览、接收信息，借用网络隐蔽上下线。

　　（三）管理手段翻新。一般传销管理手段严密，传销组织者对参加人员实行严密的人身控制，由组织者统一安排同吃同住同上课。平时基本上不允许外出和收听收看广播电视，偶尔外出和对外联系都有人监视，对不听话者轻则开会批斗，重则拳脚相加。目前，已有传销组织反其道而行之，采取感化手法，不仅没有打骂行为，甚至成员回家还提供免费火车票，不少人因此降低了警惕，迷惑了众多群众。

　　（四）参加人员年轻化、多样化。参与传销者人员复杂，来自全国各个省市和各行各业，包括农村外出打工者、下岗工人、退休人员、在校职高生和中专生，甚至大学生、公务员。据调查，传销人员中80%左右为年轻人，大学生和退伍军人已被列为当前传销组织“锁定”的重点发展人群。

　　（五）欺骗手段狡诈。一些传销组织者在宣传材料中，通过伪造营业执照、新闻报道和领导合影等虚假信息，混淆传销与直销概念，采取偷梁换柱的手段来证明其活动的合法性。通过大肆渲染当前社会的贫富差距，安排“成功人士”现身说法等方式，不断刺激参加者的贫富差距感，对参加者进行一定程度的洗脑后，专门指派“老师”向新参加者传授“经验”，从而使得传销网络屡禁不止。1

　　（六）传销的“经济邪教”特点日趋明显。传销组织对传销人员管理苛刻，诱骗加入时多采取威吓手段。大多数传销人员人身自由被完全限制，生活艰苦，由于经济利益分配上的矛盾，造成人与人之间矛盾重重，存在大量诱发杀人、抢劫、伤害等恶性刑事案件的诱因。其中有一些成员成为了传销组织最忠实的守护者和打手，有一些则结成“反传同盟”、“传销难民营”等各种帮会性质的组织，以绑架、勒索等形式报复传销网络中人，并将自己的不幸迁怒于政府，报复社会。

　　（七）传销活动向着有组织的犯罪发展。有的传销头目与境外非法组织和黑恶势力勾结，利用传销结成黑帮网络，进行违法犯罪活动。2各省市传销大案层出不穷，规模越来越大，如2009年公安部挂牌督办的全国非法传销第一案“蝴蝶夫人”何跃兰传销案。这个组织通过拉人头、高额返利等方式开展传销活动，发展会员6万多人、代理商500多人，遍及全国29个省市区，涉案金额高达3.35亿。2012年8月，江苏镇江警方破获“世纪通”巨大传销案，该案业务遍布20多个省市、非法敛财10亿余元、旗下发展13万余人。

　　二、传销给我国社会造成严重危害

　　首先，传销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非法传销活动的本质是欺骗，参与传销者并未进行社会财富的创造，大部分传销活动都是无商品的销售，就是俗称“拉人头”的销售。这些传销以骗来多少人为依据进行计酬和提成，事实上传销人员既没有进行商品的生产也没有促进商品的流通，财富仅仅从多数被骗者手中流入到层级较高的个别传销组织者、领导者手中，只存在财富占用者的改变，财富的总量并没有增加。而参与传销的人员基本上都有参与社会劳动的能力，所以说他们对社会财富的增加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反而在阻碍社会财富的生产。

　　其次，传销造成人的心理扭曲，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从心理学意义上来看，传销组织对其成员进行反复轰炸式洗脑，会使参与者最终突破道德和法制的约束，让人不以欺骗为辱，反以为荣，即便组织被取缔，不再从事传销，已经没有正常人做不道德事时的内疚感，变得极端自私，唯利是图，危害人的思想信念基础。这样的社会成员如果达到一定规模，社会控制体系将面临崩溃的危险。3

　　再次，传销严重破坏社会政治稳定。一些怀有破坏国家团结统一，妄图颠覆国家政权的人利用传销进行非法宗教和迷信、帮会、邪教及明显带有政治性煽动的活动，对人进行精神控制，进行破坏活动。近年来发生的传销活动被法轮功利用、少数民族参加传销的案件即是例证，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邪教组织参与传销，以传销的利益驱动传播邪教，以邪教的精神控制推动传销，将使打击传销工作更加复杂。而少数民族因为经济落后，利益诱惑将更加强烈，因查处传销及传销被骗所引发的民族矛盾将会导致新的社会危机。4

　　最后，传销活动对社会造成其他多方面的侵害。传销以欺骗为直接手段，出售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资源。参与者一旦发现自己被骗，解脱的方式就是发展下线，欺骗别人，一个庞大的骗子网络逐步建立起来。传销对社会基本单元——家庭的瓦解作用不可小视，传销活动参与者多有相同的经历，就是被亲戚朋友以介绍工作为名骗到外省市，亲友之间的互相欺骗是对社会稳定基础的极大破坏。假如传销无限制发展下去，社会上人与人的信任资源将无限流失，终究会动摇市场经济赖以发展的基础。传销的参与人员多是下岗工人、未就业的大学生、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参与传销的最后结果往往造成许多人血本无归，债务缠身，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的因“洗脑”过分投入，精神接近崩溃边缘。从目前的案例来看，外地人跨省传销已经成为非法传销的主要形式，大量传销人员被骗后身无分文，流落异乡，为了生存不惜铤而走险，从事诈骗、抢劫、盗窃等违法犯罪活动，陷社会于无序状态，导致种种悲剧的发生，如此恶性循环给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威胁。

　　三、传销犯罪的刑法规制

　　针对传销的严重社会危害性，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3月29日在给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关于情节严重的传销或者变相传销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中指出，以“非法经营罪”对情节严重的传销或者变相传销定罪处罚。依照该批复，传销或者变相传销构成非法经营罪的一个要件是“情节严重”。而“情节严重”的基本依据是“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巨大”，此外还要考虑是否“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或其他严重后果”。由于法律上缺乏统一的认定标准，在适用中如何认定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各地标准不一，从而对传销一类案件的判决结果也各不相同，影响了法律的统一性和权威性。2009年2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以下简称《修正案（七）》），其中规定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首次在立法中明确传销罪名及量刑标准，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以前对传销行为定罪难的困境，加大了打击力度，可以充分实现刑罚的目的。一方面，使组织、领导传销活动者受到刑罚处罚，是对其恶行的惩罚，可以实现刑罚报应的目的。按照《修正案（七）》的规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即可构成犯罪，而不必等到传销行为情节严重、获得数额较大的利益时才给予刑罚处罚，加大了刑法制裁传销行为的范围，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传销对社会的危害；另一方面，《修正案（七）》对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规定具有宣示作用，揭开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者所宣扬的“传销合法”、“国家对行业暗中保护”的谎言。这是对传销组织里的欺骗谎言进行的最有力回应和揭露，可以帮助人们认清传销的犯罪本质，从而预防更多的人参与传销活动。

　　根据《修正案（七）》的规定，可从以下四各方面确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犯罪构成。

　　（一）本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所有权，又侵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全国人大法工委主任李适时解释该罪设立的背景是：“近年来，以“拉人头”、”收取入门费”等方式组织传销的违法犯罪活动时有发生，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结合本文关于传销社会危害性的分析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是该罪侵犯的主要客体。

　　（二）本罪的客观方面是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实施了传销活动。“从《修正案（七）》第4条的规定看，其‘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都是对传销活动的界定。”5刑法对传销活动从三方面进行严格界定，必须三个条件完全具备，才构成该罪。即一要有收取或变相收取“入门费”的行为，二是将“拉人头”以发展下线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三是同时要有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的行为。仅符合传销行为某一方面特征的不能以犯罪处理。具体到我市，根据天津市2011年发布的《关于刑法分则部分条款犯罪数额和情节认定标准的意见》，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在30人以上且层级在3级以上的，应当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追究刑事责任。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1、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在100人以上且层级在3级以上的；2、违法所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3、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4、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三）本罪的犯罪主体是传销的组织者、领导者，且只能是自然人。积极参加者和一般参加者未列入主体范围之内。传销活动之所以猖獗，传销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发挥了主要和重要作用，这部分人是传销的重点打击对象。根据2010年5月7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是指在传销活动中起组织、领导作用的发起人、决策人、操纵人，以及在传销活动中担负策划、指挥、布置、协调等重要职责，或者在传销活动实施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人员。大量的一般传销参加者由于缺乏辨别真假的能力而上当受骗，他们既是害人者，也是受害者。对他们的违法行为不以犯罪追究，仍由行政手段规制，以说服教育为主，体现了国家动用刑罚权的谨慎态度，符合刑法的谦抑性要求。

　　（四）本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行为人一般都有非法牟利等目的，即行为人明知自己实施传销的行为属于违法犯罪行为，为了谋取利益仍然积极地组织和领导，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持希望和积极追求的态度，过失不可能构成该罪。

　　对组织、领导传销活动者在实施传销活动过程中构成本罪，又构成其他如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抢劫罪等犯罪的，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和刑法处理数罪的原则，从一重处或数罪并罚。

　　注释

1 胡军：《当前非法传销的新特点及治理对策》，载《商场现代化》2008年第5期。 2 王海鹰：《非法传销立法打击迫在眉睫》http：//www.zhixiaowang.com/article/article_2148.html，2012年8月23日。 3 传销的深层次危害——《“408”传销大案》随感.http：//law.lawtime.cn/lifadongtai/10-10/10-14102_3.html，2008-11-12。 4 熊英：《对设立非法传销罪的立法思考》，载《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4年第12期。 5 高铭暄：《罪名之研析（上）》，载《法制日报》2009年3月18日。
中国 非洲


中非外长政治磋商联合公报


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６日星期三于纽约

根据２００６年１１月通过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２００７至２００９年）》，中国和４８个非洲国家外长或代表于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６日在纽约举行首次政治磋商。

会议由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外交部长、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主席艾哈迈德·阿布·盖特阁下和共同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杨洁篪阁下共同主持。阿布·盖特部长致开幕辞，随后杨洁篪部长代表中方发言。喀麦隆、肯尼亚、利比亚、尼日尔、赞比亚５国外交部长分别代表非洲５个次地区发言。阿布·盖特部长在会议最后作总结发言。

在讨论中，部长们回顾并评估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宣言》和《北京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和迄已取得的进展，就推进２００６年北京峰会确立的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广泛交换了意见，并讨论了双方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

就此，部长们：

一、高度评价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对于巩固中非传统友谊、深化相互信任、扩大务实合作、开创中非战略伙伴关系新时代，以及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推动构建和谐世界的历史性贡献。

二、积极评价落实《北京峰会宣言》和《北京行动计划》迄已取得的进展，重申将致力于进一步推进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

三、强调中非外长政治磋商的重要意义，及其作为一种新的有效后续机制，对于落实和加强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加强政治对话，以及增进双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合作的重要性。

四、重申中非双方的深厚友谊，强调涵盖所有领域的中非合作论坛是独特的，以发展中国家“伙伴关系”为基础。鉴此，部长们强调根据非洲国家具体情况，本着创新的精神探讨包括三方合作在内的多种形式合作的重要性，以进一步加强南南合作，扩大合作范围，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

五、重申双方决心进一步加强合作、履行《北京行动计划》中的义务和承诺；强调决心继续努力把这些承诺化为实际行动和具体项目，满足非洲国家及地区的相关需要，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农业、卫生、教育、信息技术、旅游领域，以及《北京行动计划》中列出的所有其他领域。

六、赞赏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承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增加对非发展援助，到２００９年使援助规模比２００６年增加１倍，继续免除非洲国家债务并迅速落实免债承诺。

七、重视中非贸易发展潜力，赞赏中方扩大非洲国家输华商品零关税待遇受惠商品范围，强调需进一步扩大中非贸易，促进非洲对华出口。

八、同意双方应进一步鼓励中国公有和私营部门在非洲投资，包括投资基础设施和农业领域，并继续采取积极措施为鼓励此类投资营造更加有益的环境。在这一点上，非方欢迎中方启动中非发展基金。

九、同意加强在非洲地区和次区域组织层面的中非对话，并使中非合作论坛的计划与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的优先领域相协调，以支持非洲联盟、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和所有其他非洲次区域组织通过团结、和平、稳定、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发展的方式，在加强非洲能力建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并取得成绩。

十、同意通过支持非洲维和与建设和平的能力及其为此所作的努力，促进非洲的和平建设，使之有助于非洲的稳定、可持续发展和非洲人民福祉。非方赞赏中方为维护非洲和平与稳定发挥的重要作用，欢迎中方任命非洲事务特别代表。

十一、承诺共同致力于尽早结束多哈回合谈判并达成平衡的、有分量的、可以对世界经济发展起到切实推动作用的一揽子方案。

十二、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营造一个有利于非洲国家减贫和发展的国际环境，从而使非洲国家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十三、重申将继续就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举行定期磋商与对话，进一步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密切协调，以促进双方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

十四、重申坚持一个中国立场，反对台湾以任何名义加入联合国的图谋。

最后，阿布·盖特部长向部长们介绍了将于２００９年在埃及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的筹备情况。部长们赞赏埃及为此所作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