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起拍卖纠纷的法律分析和思考
龚德培　彭　政

　　1995年10月18日，长沙市某区人民法院依据长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和该院
　　已生效的(1994)第48号民事判决，裁定查封了常德希贵启豪房地产开发公司座落于常德市楠竹新村商品房一号楼，期限六个月(从1995年10月18日起至1996年4月17日止)。同年12月8日，公正拍卖公司受该人民法院委托，在常德市宏达宾馆举行拍卖会，对已被查封房屋进行公开拍卖。该区法院负责人及执行人员、常德希贵启豪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称希贵启豪公司)有关人员、常德市房地产管理处负责人等出席拍卖会。常德市公证处公证人员现场公证。拍卖会上，主拍人向竞买人宣读了《拍卖规定》和《特别提示》，《特别提示》强调指出，此次拍卖的标的物，属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财产，由人民法院提供过户依据，拍卖后依法清场，被执行人出售此商品房无效。原告朱某通过公开竞价，以每平方米320元，总计价款为454794元的成交价，竞得该拍卖房。公正拍卖公司与朱某依据国内贸易部《拍卖管理办法》之规定，双方当即签订了《拍卖成交确认书》，经现场公证确认合法有效。朱某按双方所签确认书的约定，于当日和同月25日，先后两次向公正拍卖公司付购房定金和成交款406000元，尚欠48000元在房屋产权过户后一周内付清。公正拍卖公司按比例扣除了36000元佣金后，将所收的拍卖成交款370000元交给了该区人民法院。拍卖成交当日，该区法院执行人员与朱某来到被拍卖商品房的现场，对该房屋内外清场，并再次言明由法院尽快协助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但此后，该区法院既未在该房屋查封期限内，协助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又未延长该房屋查封时间。直至1997年4月，当朱某得到该区法院和公正拍卖公司出具的过户法律文书及证件到常德房地产交易所和房产局办理过户手续时，才得知其在拍卖会上竞得的房屋，因法院查封届满等原因，已被该房原房主希贵启豪公司转卖给他人，并办理了房产过户登记手续，致使朱某蒙受严重损失。因此，朱某起诉公正拍卖公司。
分　　歧
　　该案在确定被告主体和如何诉讼的问题上存在激烈的争论。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意见，驳回朱某起诉，告知朱某另行起诉希贵启豪公司。理由是：人民法院执行生效法律文书，强制拍卖被执行人财产属司法行为，不是买卖商品交易行为，不属拍卖法及相关行政法规调整，它与被执行人之间属强制执行法律关系。人民法院强制处分财产的所有权人仍是被执行人，朱某作为竞买人，其合同关系的相对人应是希贵启豪公司，因此，应视为朱某与希贵启豪公司实际构成房屋买卖关系。朱某交付了大部分款项，虽未登记，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4年在《关于贯彻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6)条规定：“买卖双方自愿，并立有契约，买方已交付了房款，又没有其他违法行为，只是买卖手续不完善的，应认为买卖关系有效，但应令其补办房屋买卖手续”的规定，可以视双方买卖成交。买卖成交后，卖方有责任和义务将房屋及时交付给买受人，但该公司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趁机将该房屋转买他人，既妨害了民事诉讼，又构成侵权，因此，应将该公司作为被告。
　　第二种意见，应由公正拍卖公司作被告。理由是：本案中该区人民法院委托公正拍卖公司卖房，它们双方是委托合同关系，而竞买人朱某最后与公正拍卖公司签订了《拍卖成交确认书》，构成买卖合同关系。虽然法院未交付实物委托其拍卖，在竞拍会上《特别提示》中亦强调房屋过户手续由人民法院提供，但从拍卖成交确认书的内容看，公正拍卖公司还有将48000元竞买款在过户后一周内收回的义务，虽然只有法院提供法律文书协助过户这一先决条件才会有公正拍卖公司收回48000元房款的义务，但作为卖方有按商业交易习惯督促法院和朱某办理过户的责任和义务。退一步讲，公正拍卖公司对过户未成没有过错，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朱某起诉公正拍卖公司先承担责任是符合法理的。
　　第三种意见，朱某应起诉公正拍卖公司作被告，由审理法院追加该区人民法院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理由是：该区人民法院委托公正拍卖公司拍卖强制执行财产，该法院对该房产有处分权，应视为财产所有权人，其与公正拍卖公司是委托合同关系，而公正拍卖公司作为卖方与竞买人朱某是买卖合同关系，由于该区法院未履行特别提示中为朱某提供过户依据的义务，致使朱某遭受经济损失，虽然公正拍卖公司为被告，但该区法院应承担主要过错责任，因此，应依法追加该区法院为民事诉讼第三人参加诉讼。
　　第四种意见，朱某应申请该区人民法院给予赔偿。理由是：法院强制拍卖行为属司法行为，不能提起民事诉讼。而本案中该区人民法院由于对生效判决执行过程中，有不履行义务的重大过失，造成该判决执行错误，造成他人损害，应当给朱某司法赔偿。
　　第五种意见是朱某起诉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支持，只能通过法律以外途径找该区法院补偿这笔损失。理由为：朱某并未实际取得该房的所有权，因而希贵启豪公司并未直接侵犯其权利，起诉它没有依据；既然法院强制拍卖属司法行为，公正拍卖公司只是协助法院强制执行，因而不能起诉公正拍卖公司；如申请该区法院赔偿，该区法院的行为又不属于国家赔偿法第31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几个问题的解释”的情形，即该区法院不属执行判决错误，因而不能申请国家赔偿。既然诉讼和申请国家赔偿无门，朱某只能通过自身交涉、多方反映、寻找其它途径解决。
评　　析
　　笔者认为，本案中该区法院的强制拍卖行为并不规范，从本案的证据看，已形成这样的既成事实，该区法院委托公正拍卖公司进行拍卖，有委托合同，它们成立了委托合同关系；竞买人朱某通过竞买与公正拍卖公司签订了《拍卖成交确认书》，双方成立了买卖合同关系。基于本案事实，笔者倾向第二种分析意见。理由如下：
　　首先，本案不能起诉希贵启豪公司。虽然朱某通过竞买方式，以最高价竞中房产，并签订了《拍卖成交确认书》这一重要法律手续，但是，房产需经过户才最终转移所有权这一法定程序并没有完成。此外，1984年最高法院的解释也不符合本案实际状况。因此，不能认为朱某取得了该房产的所有权。
　　其次，基于对本案事实的认识，笔者不同意那种把公正拍卖公司拍卖行为作为协助法院强制执行行为的认识。一是该区法院发出委托函后，公正拍卖公司通过承诺，双方建立了委托合同关系。二是该法院并未将希贵启豪公司作为所有权人出现在强制执行的买卖关系之中，而将自己视为所有权人进行交易，买卖合同中也没有希贵启豪公司负责人签约。三是该区法院没有在确认成交书中签字。从以上三点可以看出，整个拍卖行为是完全按市场交易运作的，它的司法性质已只有背景意义。由此，本案不属国家赔偿法调整。退一步讲，该区法院按强制执行的司法行为正规操作将希贵启豪作为卖主，公正拍卖公司作为协助执行的单位，发生朱某蒙受本案损失这种情形，朱某若要申请国家赔偿也值得商榷。因为，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31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几个问题的解释》第2条的规定，朱某遭受的损害，并不属于“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过程中，……对判决、裁定及其它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造成损害的，……”情形，该区法院执行法律文书本身既未有误，也未违法造成申请人长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被执行人希贵启豪公司损害。
　　第三，笔者认为朱某起诉拍卖公司有法律依据，《拍卖管理办法》第34条规定：买卖人未能按照约定取得拍卖标的的，有权向拍卖市场追偿。《拍卖法》第40条规定：买卖人未能按照约定取得拍卖标的的，有权要求拍卖人或者委托人承担违约责任。本案是一起典型的拍卖纠纷案件。因此，应该用有关规范拍卖行为的法律进行调整。无论是适用旧的《拍卖管理办法》，还是适用新的《拍卖法》，朱某的诉讼都是有法可依的。
　　朱某在蒙受巨额损失后，起诉公正拍卖公司符合他本人的初始认识，也符合“合同相对性原则”这一合同基本理论。“合同相对性原则”就是合同作为契约关系只在当事人双方之间产生法律约束力，在纠纷发生后，只能就对方进行诉讼，它衍生的一个重要原则称之为“当事人为自己一方的第三人的过错承担责任的原则”，它是由违反合同民事责任从广泛适用“推定过错责任”到“严格责任”演变而来的，确定这一原则，不仅出于切实保护受害人的目的，而且也是为加强合同的严肃性，要求签订合同的当事人要对保证合同履行的条件给予必要的注意，其中就包括对来自第三人影响合同履行的因素的选择和预防。由于第三人的过错原因使合同不能履行，事实本身也说明了当事人注意的欠缺。本案中公正拍卖公司作为合同中的卖方，虽不承担过户责任的主要义务，但在相对人起诉他时，就无法回避首先承担责任这一现实。
思　　考
　　关于本案法院强制拍卖行为是否具有可诉性。人民法院是审判机关，它的审判活动不是商品交易，它的强制执行活动是司法行为，一般不具可诉性，这是无疑的。但不排除特殊情况下，它作为民事主体的可能性。本案中该区法院在实施强制拍卖过程中，将强制执行权转化为所有权人行使物上的权利，视自身为民事主体将房产委托拍卖公司与朱某发生合同关系。从交易的主体、环节上讲是平等民事主体的商品交易行为，应属民商法调整。笔者认为，正是该区法院不正确操作，导致自己角色换位，其行为具有可诉性，也就是说，公正拍卖公司在首先承担责任后，有权起诉向该区法院追偿。从这一案件中，有两条值得我们思考：一是人民法院在行使司法权过程中，应严格执行程序规定，不能将自己的司法行为转换为商品交易行为。二是随着强制执行活动特别是人民法院行使强制拍卖权力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最高法院应加大司法解释力度。建议最高法院起草《强制拍卖法》时，将拍卖、变卖活动完整、规范地纳入司法程序中。其中，规定人民法院要成立拍卖、变卖小组，它可以聘请专业人员或拍卖公司进行拍卖、变卖程序性活动，其效力归受于人民法院，还要明确人民法院在强制拍卖过程中对查封、扣押物没有所有权，只有强制所有权人处分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今后类似纠纷的发生。
　　关于合同相对性原则与诉讼第三人制度的适用。合同相对性原则与诉讼第三人制度的立法目的均在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笔者认为，由于这一原则和制度在立法上虽目的相同，但在适用上却有为不正当行使司法权而随意运用之嫌，实践中已有因为地方保护主义而滥列第三人的先例。随着合同法的实施，这种适用上的选择性将更大，本案分歧的第三种观点就是这种随意性的体现。笔者认为，合同相对性原则是对诉讼第三人制度在某种程度上的矫正，即为了实现市场交易的效率。在审理合同关系的案件当中，应按严格责任原则，一般情况下，法院除为实现判决执行顺利和第三人主动申请，不宜主动追加第三人参加诉讼。此外，也不应将合同相对性原则在其它不属合同纠纷类型的案件中加以滥用。就本案而言，在原告没有起诉该区法院的情况下，法院依合同相对性原则，直接判公正拍卖公司负责是符合这一原理的。
　　关于国家赔偿法中法院司法赔偿的范围。本案中笔者不同意适用国家赔偿，一是基于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二是基于对国家赔偿法立法含义的理解。那么这种理解是否正确呢?我们不妨作一假设，如果本案中该区法院强制希贵启豪作为卖主与竞买人朱某签订买卖合同，而因该法院未及时协助过户造成朱某损失的话，可否认为该区法院对判决执行错误，造成了损害呢?如果认为其未予办理过户手续的行为属违法行使职权的话，那么本案中分歧第四种意见是成立的；如果不成立的话，那么第五种意见亦有理了。因此，为避免歧义的产生，建议最高法院对有关司法赔偿的具体范围作明确的司法解释。
　　(作者单位：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要旨：行政行为同时存在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时，应认定行为无效。“重大”是指从行为的内部要素来看，其行为错误已经达到了连信赖利益保护原则都无法为其进行解释的境地；“明显”则指从行为的外观要素而言，该行为的错误一目了然，一般人都能很容易地分辨出来。本案中的民政登记行为即属于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且是受到相对人的欺骗而作出的，故而属于无效的行政行为。

　　案情：原告李芳系第三人李燕之妹，1992年12月，原告因未达到法定婚龄而冒用李燕的名义与陶开杰登记结婚。1998年7月29日，第三人李燕与杨万在被告处填写了《结婚登记申请书》，并提交了所在单位、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婚姻状况证明。李燕在填写前述表格及提交资料时，均冒用了李芳的姓名，只是使用了李燕本人的相片。被告工作人员在审查材料时未识别出和第三人杨万一同申请登记结婚的女子并非原告李芳本人，便给原告和第三人杨万办理了结婚登记，并颁发了碚民结98字第603号结婚证。由于李芳、李燕相互冒用对方的名义登记结婚，造成了二人的户口错位，原重庆市合川市公安局于2001年将二人的名字予以互换。2006年6月27日，李芳以李燕的名义与陶开杰办理了离婚登记。2010年4月1日，重庆市合川区公安局通过自查，对李芳、李燕互换的身份予以纠正，使得二人的身份情况回归到正确状态。原告李芳、第三人杨万、李燕与陶开杰多次要求被告变更婚姻登记，2010年6月2日，在公安机关出具了李芳、李燕变更身份的证明和四人到场作出书面说明的情况下，应李燕、杨万的要求，被告为杨万和李燕换发了婚姻登记证。而在被告处的婚姻登记档案里，李芳与杨万的婚姻登记材料仍然存在。现原告起诉要求被告撤销其于1998年7月29日办理的结婚登记证书。

　　裁判：

　　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被告1998年7月29日为李芳、杨万办理的婚姻登记行为是否合法有效？

　　本案的被诉行政行为发生于1998年，应适用原《婚姻登记管理条例》（1994年2月1日）的相关规定。该条例第九条规定，“当事人结婚的，必须双方亲自到一方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结婚登记：申请时，应当持下列证件和证明：（一）户口证明；（二）居民身份证；（三）所在单位、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婚姻状况证明。……在实行婚前健康检查的地方，申请结婚登记的当事人，必须到指定的医疗保健机构进行婚前健康检查，向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提交婚前健康检查证明。”第十一条规定，“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对当事人的结婚申请进行审查，符合结婚条件的，应当即时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1998年7月29日，李燕冒用李芳的名字与杨万办理了结婚登记，系李燕和杨万骗取婚姻登记机关登记结婚的行为，其应对行为的后果负主要责任。但从被告作出该婚姻登记行政行为的实质来看，由于系在李芳本人未到场的情况下以李芳的名义办理了结婚登记，而结婚的实际主体并非李芳，故该婚姻登记的内容存在明显违法，应属于无效的婚姻登记行政行为，无效的行政行为自始无效。本案涉及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了起诉期限？起诉期限只适用于有效行政行为，无效行政行为则不受起诉期限限制。所以，由于被告作出的结婚登记属于无效行政行为，本案原告李芳的起诉应不受起诉期限的限制。法院判决：确认被告重庆市北碚区民政局于1998年7月29日为李芳和杨万办理结婚登记并颁发结婚证的行政行为无效。

　　宣判后，三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本案已发生法律效力。

　　分析：

　　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是应适用何种裁判形式成为案件的难点。经合议庭合议，形成以下两种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原告起诉超过了诉讼时效，应裁定驳回起诉。但就民政登记行为的性质而言，应属可撤销的行政行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作出撤销判决，应当具备下列情形之一：（1）主要证据不足；（2）适用法律法规错误；（3）违反法定程序；（4）超越职权；（5）滥用职权。民政登记行为的作出要求民政部门既要进行形式审查，也要进行实质审查，而被告在为杨万和李芳办理结婚登记的过程中，仅仅是对结婚申请书、婚姻状况证明等一些书面资料进行了形式上的审查，并未核对申请人提交的资料信息是否真实、照片与申请人是否为同一人，违反法定程序，故而属于可撤销的行政行为。

　　第二种意见认为，被诉民政登记行为是在受到行政相对人欺骗后作出的，该行为存在重大错误，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情形，应确认无效，无效行政行为不受起诉期限的限制。

　　 评析：

　　我国虽然还没有建立起统一的无效具体行政行为制度，但在有关单行法中已有所规定，如《行政处罚法》第3条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这次立法的创新，为我国建立无效行政行为制度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在司法解释中也使用了确认无效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七条第二款明确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确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者无效的判决：“……具体行政行为依法不能成立或者无效的”。本解释首次明确宣布法院可以作确认无效的判决。在我国的行政和司法实务中也出现了“无效”一词。在王红霞诉郾城县城关镇人民政府案中，被告宣布原告与第三人李成林的离婚证无效。再如，再胜源公司诉上海市卫生局行政强制决定案中，法院确认上海市卫生局2004年1月16日第381号行政强制决定中没收再胜源公司YSD－35－125液氮生物容器3只、YSD－35－200液氮生物容器1只的具体行政行为无效。……其中，有的是依据行政法规范的规定认定或宣布无效的，有的则是在没有行政法规范规定无效的情况下认定或宣布无效的。

　　（一）行政行为无效的具体情形

　　由于行政行为无效的原因既涉及到对无效的识别，也关系到无效与可撤销之间的界限，因而大陆法系国家的学理和立法对其都很关注，并形成了极其丰富的无效理论和规则体系。一般来说，行政行为无效的原因可分为概括原因和明示原因两种。

　　“概括原因”说认为，只有行政行为同时存在重大且明显违法时，才可认定为无效。此处的“重大”是就行政行为的内部要素而言的，即行政行为的瑕疵已经达到了连信赖保护原则都无法为其进行解释的境地;“明显”则是就行政行为的外观要素而言的，即行政行为的瑕疵一目了然，一般人都能很容易地分辨出来。由于该说兼顾了行政行为的内、外部要素，且体现出了行为瑕疵本身的不同层次性，因而被很多国家的立法所接受。例如，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44条第1款就规定:“行政处分有特别重大之瑕疵，并依一切可供斟酌之情形加以合理判断，其瑕疵足可认为公然者，无效”。就本案而言，从登记行为的内部要素来看，其行为错误已经达到了连信赖利益保护原则都无法为其进行解释的境地；而从该登记行为的外观要素而言，该行为的错误一目了然，一般人都能很容易地分辨出来。

　　“明示原因”说考虑到凭一般性标准去衡量行政行为的无效显然不够，因此，确立了一些具体的标准则认定行为无效的情形：主体瑕疵、权限瑕疵、内容瑕疵、形式瑕疵、程序瑕疵。其中的内容瑕疵就包括：(1)行政行为的内容直接违法或构成犯罪的，如行政机关许可一般公民任意购买枪支;(2)行政行为的内容在事实上不可能实现的，如行政机关对死者颁发驾驶执照的;(3)行政行为的内容在法律上不可能实现的，如行政机关对法律禁止扣押的财产实施扣押行为的;(4)行政行为的内容不能确定的，如征收对象、范围不明确的土地征收行为。（5）行政主体受行政相对人胁迫或欺骗作出的行政行为。如，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行政相对人武力威胁下颁发的许可证、执照等。本案即属于此类。

　　（二）行政行为无效与行为可撤销的区别

　　行政行为的可撤销是指有权主体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但存在一定瑕疵的行政行为予以撤销致其失去效力的状态。在大陆法系国家，无效和可撤销都是行政行为瑕疵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行政行为无效的范围呈现出日渐缩小的趋势，但二者作为对行政行为效力不同的评价方式仍然在各国行政法上并行不悖。它们之间的区别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引发因素不同。导致无效的均为特别严重且明显的瑕疵;而引起撤销的则是一般瑕疵。第二，效力意蕴不同。无效是指自始完全不发生效力，即在理论上不能作合法、有效的推定;而被撤销的行为已经发生效力，即在撤销之前应作合法、有效的推定。第三，评判主体不同。对于行政行为的无效，除了由特定主体予以确认外，行政相对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也可以自行判断并予以抵制;而对于行政行为的可撤销，则只能由有权主体按法定程序予以实施，行政相对人在该行为被撤销之前仍应受其拘束。第四，争讼期限不同。对于无效的行政行为，有关当事人可以在任何时间向有权机关提出确认无效的请求;而对于可撤销的行政行为，当事人必须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否则将丧失争讼权。

　　（三）考虑到司法的价值

　　“法官在履行其职责时还将依赖专门的法律渊源、法律制度的一般精神、社会与经济制度中的某些基本前提或显而易见的趋势、公认的正义理想以及他置身于其间的社会的某些道德观念。”在本案庭审行将结束之际，原告李芳恳求法庭多给她几分钟发表最后意见，她说：“……我知道因为自己以前年轻不懂事，犯下了错，但我已经为这件错事担负了太多委屈，明明是自己生的娃儿，可是娃儿的法定母亲却是结婚证上的人。恳求法院帮帮我，让我走出自己给自己设下的阴影和陷阱吧！”以为无路可走的原告，迫切地希望通过这一诉讼让真相大白，身份回归，而承办案件的法官在依法秉公断案的同时，也要考虑到原告的诉讼请求，使得案件的结果符合公众的正义观念，彰显这一时代的价值追求。

（作者单位：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