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 阿塞拜疆共和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塞拜疆共和国政府关于卫生与医学科学合作的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９４年３年７日 生效日期１９９４年３月７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塞拜疆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双方”），为发展和加强双方在卫生和医学科学领域的合作，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双方将根据各自现行的国内法律和规章，努力发展卫生与医学科学领域内的长期、互利、有效的合作。

　　第二条　双方将帮助和支持医药卫生工作者在卫生、医学、药学科技领域内开展科研合作。

　　第三条　双方将鼓励和支持两国医学、药学、卫生学范围内的机构建立直接合作关系。

　　第四条　双方将根据商定的条件，互派专家进行经验交流。

　　第五条　为执行本协定，双方将成立一个常设工作组，制订和落实双年度执行计划。该计划包括双方合作的具体项目及财务规定。上述工作组会议将轮流在两国首都举行。

　　第六条　双方将在不付外汇的对等基础上进行上述活动。除特殊情况外，一般由派遣方支付专家到达对方国家首都的往返国际旅费，接待方支付在其境内的交通费、食宿费及个人零用费。

　　第七条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五年。如缔约任何一方未在协定期满前六个月书面通知另一方要求终止本协定，则本协定有效期将延长五年，并依此法顺延。
　　本协定于一九九四年三月七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阿文写成，两种文本同等作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阿塞拜疆共和国政府
　　　　　　　代表　　　　　　　　　　　　　　代表
　　　　　　　殷大奎　　　　　　　　　　　哈桑·哈桑诺夫
　　　　　　（签字）　　　　　　　　　　　　（签字）
死者的最后遗愿能实现吗？
池州市公证处 丁选旺

【案情简介】
前不久，笔者受理了这样一起公证，死者的小儿子拿了一份其父亲临死前所立的书面遗嘱（未经公证），要求办理房产继承权公证。经仔细询问，其父亲在病床上（临死前）对其和妻子共有房产的处理作了口头交待，即将其房产的份额全部给小儿子一人。当时在场的有死者的妻子、大女儿、小女儿、二个女婿、长子、小儿子（第二儿子在外地，当时不在场），小女儿根据其父亲的口述，现场写了一份遗嘱，死者的妻子、二个女儿、二个女婿、长子、小儿子都在该遗嘱上签了名字。死者因病未在该遗嘱上签名（按手印）。另了解，死者的父母早亡，除五个子女外无其他子女，无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法定继承人，死者的妻子、五个子女（包括当时在外地的二儿子）及二个女婿对该遗嘱均认可、无异议，且自愿按该遗嘱来处理房产继承问题。
我在受理这起公证时，直观的感觉是，既然有遗嘱且所有的继承人都认可，就告知当事人回去准备办理继承公证所需要的相关材料，但到具体办证时才发现，问题比较复杂。问题在于这是不是一份遗嘱或者根本就是一份证明材料？是口头遗嘱还是代书遗嘱？这份遗嘱是否有效？能根据死者的遗愿出证吗？
【案情简析】
笔者认为这是一份书面的证明材料，而不是口头遗嘱或代书遗嘱。遗嘱是立遗嘱人生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处分自己的财产或其他事务，并于遗嘱人死后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行为。代书遗嘱是由遗嘱人口述，请别人代为书写的遗嘱。我国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二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代书遗嘱应具备：遗嘱人不能书写遗嘱，必须委托他人代写；须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必须由遗嘱人口述遗嘱要点，然后由见证人中的一人代为书写，写成书面遗嘱后由代书人向遗嘱人宣读；经遗嘱人认定无误后，由代书人、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并注明年月日。如果遗嘱人不能签名时，应以按指印代替，不能由他人代为签名。口头遗嘱是在特殊情况之下，遗嘱人以口头形式设立的遗嘱。口头遗嘱应具备：在遗嘱人生命垂危或其他紧急情况下，遗嘱人无法采取其他形式订立遗嘱时，才可以订立口头遗嘱。且必需有两个以上的与遗产继承人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在场见证。
很显然，口头遗嘱与代书遗嘱有着很大的差别，口头遗嘱的设立是在特殊情况下进行的，一般无书面材料，而代书遗嘱强调的是因遗嘱人不能书写而委托他人代为书写，必须有书面的遗嘱。具体到本案，死者的生命危在旦夕情况之下，在其生命垂危时，对在病床前的家人留下关于如何处理其遗产及其他事项的遗言，其遗言也可谓其最后未能完成的心愿，古语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真实性、自愿性不应去怀疑。该遗言由其小女儿以书面的形式进行了记录，并由在场的母亲、兄弟姐妹及亲属签名，在这种特殊情况之下由其小女儿当作兄弟姐妹、母亲及亲属的面对其父亲的遗言所作的记录，笔者认为这是一份书面的证明材料，而不是口头遗嘱或代书遗嘱。按继承法第十七条之规定，遗嘱人在设立口头遗嘱时，如无任何书面的记录材料，事后见证人叙述了遗嘱人设立口头遗嘱的情形及遗嘱的内容，试问，见证人的叙述是口头遗嘱吗，显然不是，只是证明遗嘱人设立遗嘱的事实及遗嘱的内容，是一种证明行为，起作证明的作用。因此，本案中当事人提交的“遗嘱”只是一份证明材料，不是口头遗嘱或代书遗嘱，这份证明材料证明了死者的遗言内容及死者作出遗言行为的事实。
本案中，死者如在该记录上签名或按手印，该记录还是一份证明材料吗？笔者认为，可视为是一份代书遗嘱（其要件见前文代书遗嘱）。
这份证明材料是否有效呢？能否作为办理遗嘱继承权公证的依据呢？笔者认为确认这份证明材料的效力应从不同的角度分析，首先，死者的遗言就是将其财产给其小儿子一人，这是死者的真实意思表示，更重要的是其他继承人均对死者的遗言没有任何异议，即对这份证明材料的内容没有异议，且所有的家人都认为这是死者的“遗嘱”，包括不在场的第二儿子事后也认可，并都愿意按这份“遗嘱”来处理遗产继承问题，这对国家、对社会无任何不利影响。反而维护了继承人之间的团结，维护了社会稳定，尤其是尊重了死者的意愿，可以这样说，死者最后的心愿得以实现，可以暝目了。
从公证员办理公证的角度来看，这份证明材料的效力关键在于对“无利害关系人的见证人”的理解，是否符合继承法规定的设立口头遗嘱的法定要件。继承法第十八条规定 ：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其包括：继承人、受遗赠人的近家属、子女、与继承人或受遗赠人有财产上权利义务关系的其他人，如债权人、债务人、合伙人及其他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牵连的人。①本案中死者的妻子及儿女不用说了，死者的二个女婿按上述规定也属于不能作为见证人的范围。也就是说，本案中死者在设立口头遗嘱时没有符合继承法第十八条规定的见证人，更不要说二个以上见证人了。据此，该案中死者所立的口头遗言（遗嘱）按继承法第十七、十八条之规定是无效的。这份证明材料不能“真实证明”死者所立的口头遗言（遗嘱），不能作为死者口头遗言（遗嘱）的证据使用，公证员不能以此证明材料作为办理遗嘱继承权公证的依据。
事实上死者的口头遗嘱无以任何证人或相关材料予以证实而无效，，等于死者未设立口头遗嘱。按我国继承法之规定，无遗嘱则按法定继承，本案死者的遗产由其妻子及五个子女来继承，而非为小儿子一人来继承了，显然违背了死者的真实意愿，死者在地下何安！于我国的传统遗嘱精神不符，于继承法的立法精神不符，尤其是这种遗嘱形式存在于我国的广大民间，按无效论处，何利于社会。现当事人以此要求办理继承公证，如何操作之。
前文已述，作为公证员能告之当事人这不是遗嘱，只是一份证明材料，且不符合继承法的规定不能作为办理遗嘱继承公证的依据吗？中国公证员协会组编的《公证员入门》一书中要求公证员对遗嘱进行检验和效力的确认。笔者认为对该情形不能草率确认该遗嘱效力，不要让自己的言行制造当事人间的不和睦、不团结，甚至产生不利于公证处、不利于自己的后果。因为所有的继承人都愿意按死者的遗言来处理遗产继承问题，尊重死者的意愿，按照我国继承法的立法精神，继承人无异议，本着继承法提倡当事人互让互谅、和睦团结的原则，法律则不予干涉，如果继承人提出异议，起诉至法院则依继承法规定的法定要件予以认定。②假若按前告知，其中一继承人若返悔，说公证员讲了这不是遗嘱，不符合继承法的规定不能作为办理遗嘱继承公证的依据，其也享有继承权或根本不予配合，后果无法形容！
象这样的情况能出证吗？答案是肯定的，但不是遗嘱继承权公证。首先按办理继承权公证所需的材料如实收集，如死亡证明，产权证明，夫妻关系证明，子女关系证明等，这里关键应注意，做好谈话笔录，了解死者作遗言的情形，判断是否为特殊情况下之行为，每一继承人对死者遗言及该证明材料的确认，并对该证明材料上所有签名的人作谈话笔录，了解该 “遗嘱”内容的真实性。在笔录中应告知当事人，这是死者口头遗言的记录，如尊重死者的遗愿，各继承人需自愿写一份自愿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可办理继承权公证，以完成死者最后的遗愿。
【本例点评】
该案提出了继承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见证人的资格问题。按我国继承法规定，代书、录音和口头遗嘱必须有两个以上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无利害关系的人在场见证。
本案所涉及的是口头遗嘱。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五款规定：“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根据我国的国情，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立口头遗嘱时，在场的见证人绝大多数都是与遗嘱继承人有利害关系的人。如果这些人(包括其他法定继承人)全部都认可口头遗嘱的效力，那么公证员能否根据这份口头遗嘱办理遗嘱继承权公证呢？如果办理，根据现有继承法规定显然是不行的。如果不办理，又有违当事人的意愿，似与民事法律的自愿原则相抵触。公证员最后提出的解决方案实属无奈之举。笔者认为，继承法对见证人的资格应视具体情况作出不同的规定。就本案而言，如果所有的继承人及与继承人有利害关系的见证人都认可口头遗嘱的内容及效力，那么这种见证人的见证应是有效的。


①彭万林：《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2月第1版，第723页。
②刘引玲：《继承法典型判例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第2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