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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产生的社会责任
苗 勇

前不久，我在《人民法院报》上看到一则消息，题目是“广西刑事审判体现人文关怀”，其中写到：“改进了严打方式方法，取消长期以来实行的召开集中公判大会等做法”。①我为此叫好，同时也引发了一些感想。
诸如上述的做法，主要来源于刑事司法的人文理念：每个人都应该受到尊重和关怀，无论他是谁，无论他做过些什么，无论种族、肤色、宗教、性别、收入、阶级、地位、职业或其他特点。但我以为这还不够，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做，还在于犯罪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社会是有责任的。
意大利著名犯罪学家菲利说过：“在从法律现象的角度对犯罪进行研究之前，必须首先研究各国重复出现的犯罪的原因。这都是一些自然的原因，我曾经把它们分为人类学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原因三类。”②这无疑是正确的，任何犯罪的出现，都是有主、客观原因的。某种犯罪，是某个人自己干的，他当然必须承担相应的道义责任。如果个人没有意志自由，一切行为都是由客观原因所决定的，那么，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是不可行的。也正是基于这个理由，现代刑法对无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一概不予追究。但是，犯罪的发生，还有其社会环境的原因。“犯罪人犯罪并非出于自愿；一个人要成为罪犯，就必须使自己永久地或暂时地置身于一种个人的、自然的和道德的状态之下，并生活在从内部和外部促使他走向犯罪的那种因果关系链条的环境中。”③“如果他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任何促使其犯罪的诱因的良好环境中，他可能活到80岁也不犯罪。”④没有社会存在的某种不良因素的的影响，是不可能有犯罪出现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是犯罪人在其主观支配下实施的，他承担刑事责任，具有正当性。犯罪行为的发生，也是社会客观因素作用的结果，那么，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管理者，能一推了之，没有丝毫责任吗。我以为，这是一种没有社会责任感的表现。
文革期间，由于社会管理者的错误，耽误了一代人的正常成长。动乱结束后，一部分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年轻人，理想信念丧失，精神颓废，走上了犯罪道路。他们的人生悲剧，固然有个人的责任，但文革的责任能推卸吗？社会管理者的责任能推卸吗？
现在，刑事犯罪率仍在上升，这些犯罪人大都是贫困农村、文化在初中以下的青年。而生活有保障，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犯罪中所占的比例相当低。对“三农”问题有深刻见解的李昌平说：“犯罪、水土流失、自然灾害、沙尘暴等，其实是农民问题的延伸。”⑤说到底，是贫困和落后的结果。这些人的犯罪，是和那个地区经济、教育落后相关的。经济、教育的严重滞后，必然使得一些人合法生存能力较差，在追求富裕生活时，铤而走险，用非法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发展一个地区的经济、教育，是政府义不容辞的任务。如果这个地区的经济、教育发达了，人们的生存能力普遍较强，犯罪人必然大大减少。所以，一个地区的犯罪人多，我们的社会管理者，是有责任的。
犯罪人都是从非犯罪人来的，他们过去是国家的公民，犯罪后仍然是公民。好比一个家庭，孩子营养不良，教育不好，家长是有责任的，总不能另眼相待，甚至遗弃，而是要更加关爱。公民犯罪了，国家的责任难道一点也没有吗？我们的监狱对犯罪人改造很成功，承担了国家应有的责任。那么，司法机关在侦查、起诉、审判这些人的过程中，是不是也应当看到国家的责任呢？这是毫无疑义的。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版序言》中写到：“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最终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学说。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在大多情况下不仅是无益的，甚至还要更坏。既然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所以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⑥虽然，恩格斯基于阶级斗争的对抗性，抛弃了这种对革命有害无益的抽象议论。但我们可以沿用这样类似的观点，因为，我们与犯罪人的矛盾，除了极少数的外，不是象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都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绝大部分犯罪人，是要回归社会的。因此，社会管理者应当有这样的胸怀，不要一味敌视犯罪人，要完全承担起社会应当承担的责任，对犯罪人给予人文关怀。
但遗憾的是，现在许多政府（广义上的）工作人员没有认识到这点，以为犯罪仅仅是犯罪人自己的责任，并没有把他们当作“社会的病人”来看待，于是，各种严厉打击的手段层出不穷。比如召开大会，将一大帮犯罪人身戴镣铐或五花大绑，亮相在成千上万人面前（一种典型的司法外伤害），这和历史上的侮辱刑，大概只有一百步和五十步的差异吧。这种社会管理者多了点陈旧意识，而少了点现代文明的理念。我并不完全赞同西方的司法制度，但他们对犯罪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是很钦佩的。比如，在新闻自由的制度里，却从未看到过刑事审判的镜头，都是以图画来代之。我们应该比他们做得更好！
其实，关于社会责任感，我们学学先贤也足够了。传说禹继承首领职位后，一次外出巡行，遇到一个在押的罪犯。他下车问明情况后，竟哭泣起来。左右随从说：“这个人犯了罪，受到惩罚是理所当然的，您怎么为此哭泣呢？”禹说：“尧、舜做首领的时候，人人都有仁爱之心，没有作奸犯科的；如今我做了首领，却出现了这种犯罪的人，这岂不是说明现在的政治不如以前清明了吗？所以我感到痛苦。”⑦文明的后人应该比前人做得更好！
因此，刑事司法人文精神，不仅是保障人权的需要，也是社会责任的体现。我们在依法惩治犯罪人时，管理社会的人不能不想想自己的责任。对犯罪人当然要依法严惩，但同时，对于他们的堕落，我们也应该看到国家的责任。菲利说：“犯罪是由人类学因素、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相互作用而成的一种社会现象。这一规律导致了我所讲述的犯罪饱和论，即每一个社会都有其应有的犯罪，这些犯罪的产生是由于自然及社会条件引起的，其质和量是与每一个社会集体的发展相适应的。”⑧从这种意义上讲，他们是社会不完善的牺牲品。正因为此，培根告戒司法官员：“应当在法律的范围内以公平为念而毋忘慈悲；应当以严厉的眼光对事，而以悲悯的眼光对人。”⑨惟有认识到社会责任的政府官员，才能在司法实践中充分体现人文精神，正确对待犯了罪的人——去用心地改造他们，而不是无情地打击甚至竭尽“摧残”之能事；才能更加努力地去发展经济和教育，以减少不能适应社会的人，从而在根本上预防犯罪。



注释：
①见2004年4月25日的《人民法院报》
②③④⑧（意）恩里科·菲利，郭建安译《实证犯罪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8——159页，132页，179——180页，183页。
⑤见2002年4月24日《人民法院报》。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6页。
⑦汉·刘向《说苑·君道》。
⑨郁忠民 俞峰编《中外法律名言录》，第44页，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



嵊州市人民检察院
邮政编码 312400

　　　　　　　　保障性工程及民生问题的职务犯罪案件特点及法律适用问题

　　　　　　　　　　　　　作者：景县人民检察院　潘琪

【摘要】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关注城市化、工业化规模的急剧膨胀可能给失地农民造成的利益侵害，为失地农民及时提供司法服务。关注工业化的快速发展给人民群众造成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为优化群众生活环境提供司法服务。关注医疗、教育公共利益部门化、个人化对人民群众基本医疗权、基础教育权造成的非法侵害，为维护群众医疗教育权益提供司法服务 。关注医疗、教育公共利益部门化、个人化对人民群众基本医疗权、基础教育权造成的非法侵害，为维护群众医疗教育权益提供司法服务。加大保障工作的宣传和服务力度
【关键词】法律监督、独立行使、保障工程、农民利益、司法服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作为与人民群众联系最紧密的基层检察机关，重视民生就要立足法律监督职能，结合本地实际，积极探索关注民生、保障民生、服务民生的有效途径，最大限度的为人民群众解决最关心、最直接的实际问题。
　　一、高度关注城市化、工业化规模的急剧膨胀可能给失地农民造成的利益侵害，为失地农民及时提供司法服务
　　城市化、工业化带来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加快了农村耕地的征用与圈占速度，迅速催生了一个急剧膨胀的社会群体——失地农民，这些失地农民，除极少数成为产业工人、企业经营者外，绝大多数变为务农无地、就业无岗、生活无保障的“三无”人员，他们游荡或蜗居于城乡之间，挣扎于脱贫与返贫之间，生活极其困难，成为一群逐渐被社会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因此，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尽最大限度地保护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就成为检察机关关注民生、保障民生、提供司法服务的着力点之一。检察机关一要立足职能，尽力保护农民土地不被非法征用和圈占，减少失地农民的绝对数量。当前，一些投机分子，采取不正当甚至是非法手段，对农民土地征而不用，或多征少用，或转变土地用途，利用土地利润差额谋取暴利，直接加剧了失地农民的绝对数量，他们的不法行为，不仅不能给失地农民增加就业机会，使他们生存更加困难，给社会稳定带来巨大隐患，而且实践证明，在非法征用和圈占土地的背后，往往还隐藏着玩忽职守、滥用职权、贪污受贿等重大腐败问题，为检察机关全面发挥法律监督职能减少失地农民的绝对数量提供了广阔舞台。 二要积极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失地农民维权过程中的过激犯罪行为给予必要的宽大处理。当前，由于不合理的农村土地征用制度，不规范的农村土地出让程序，使农民的征地利益得不到合理补偿、合法的土地利益受到不法利益集团甚至是黑恶势力侵蚀的事件时有发生，少数失地农民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出现了在利益诉求过程的故意伤害、扰乱公共秩序、办公秩序等过激犯罪行为，对这些犯罪案件的处理，检察机关在履行侦查监督、公诉等职能时，应积极采取最大限度的宽大政策，同时还要积极教育、引导、帮助失地农民采用合法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要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推动有关部门从体制和机制上建立完善而科学的失地补偿金长效监督机制，从源头上堵塞损害征地农民利益的行为，防止失地补偿金在上下级传递过程中贪污、挪用等职能犯罪行为，确保农民的失地补偿金足额及时到位，进而保障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主张和实现。
　　二、高度关注工业化的快速发展给人民群众造成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为优化群众生活环境提供司法服务。
　　人与自然相和谐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然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在给人类创造出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也给自己的生存环境带来了巨大危害。境污染不仅成为推进科学发展的瓶颈，而且成为民生之痛、社会之瘤。近年来，伴随着我区化工、能源等一大批高污染企业的生产运行，环境污染问题已成为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如何保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还人民群众以洁净的天空、大地和河流，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的发展，这一重大课题的解决，需要全党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检察机关自然不能袖手旁观，理应做出积极贡献。我国治理环境污染的经验表明，环境污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能严格执行环保法规是造成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重要原因，因此，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确保环保法规得以全面执行，必然成为检察机关在治理环境污染方面的首要着力点： 一要正确认识环境与发展的关系，做到既要维护经济高速发展，又要监督环保法规的全面执行，坚决防止和克服“机械执法、片面执法”的错误思想。检察机关在治理环境污染过程中，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是一个社会的有机整体，两者的目的和归宿都是大力推进和谐社会的发展，造福于民。我们既不能过分强调环境保护而忽视经济发展，脱离经济发展水平，将可能引发环境污染的企业一律拒之门外，也不能过分强调经济发展而忽视环境保护，纵容或放宽污染企业不认真履行环境保护义务。这就要求我们，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治理环境污染过程中，必须防止和克服机械执法的错误作法，要牢固树立在维护经济社会发展中谋求环境保护，在保护环境中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正确执法思想，也只有如此，才能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 二要强化法律监督职能，积极从源头上杜绝和预防重大污染事故的发生。实践证明，重大污染事故的发生，表面上是企业违规、违法排放污染物的结果，但其背后往往隐藏着有关部门玩忽职守、滥用职权、行贿受贿等职务犯罪行为。因此，检察机关参与环境治理，最佳切入点就是积极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在加大打击破坏环境资源犯罪力度的同时，不断拓宽预防职务犯罪领域，积极预防环保部门发生职务犯罪行为，尽力避免因有关人员因权钱交易而放弃其环境监管职责，进而确保各企业尤其是高污染企业认真执行建设项目环评和“三同时”制度，全面履行环保义务，从源头上有效避免重大污染事故的发生。三要积极探索检察机关对污染者提起排除危害的公益诉讼途径，不断提高公众维权意识。由于环境污染侵害的是公众整体利益，具体到某一个单体受害者，不可能也无法将众多的受害者组织起来，依法进行强有力的维权诉讼，另外，在侵害证据的搜集上，个人也很难完成，面对各方面都处于强者的污染企业而言，无疑是弱者。也正是这种个体维权无力、公众维权无人组织的弱势地位，助长了个别污染企业肆无忌惮的违法制污、排污行为。基于此，检察机关要积极依靠群众，探索代表公共利益，对污染者提起排除危害的诉讼新途径，进而教育、引导公众不断提高同违法、违规制污、排污作斗争的环境保护意识。
　　　三、高度关注医疗、教育公共利益部门化、个人化对人民群众基本医疗权、基础教育权造成的非法侵害，为维护群众医疗教育权益提供司法服务
国家实行的农民看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基础教育“两免一补”制度，为破解“看病贵、上学贵”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但是，我们应该清醒的看到，被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长期侵蚀的一些公立医院、学校等公共服务行业，并没有从老百姓的利益出发，而是千方百计地利用制度漏洞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两免一补”制度演变为谋取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工具。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例，按照规定，加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老百姓的医药费由个人、国家按比例承担，一些医院在提供医疗服务时，采取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病人与其他病人区别对待手段，或故意抬高参合病人的医疗药品价格，或过度用药、不合理检查、故意误导参合农民在不必要的情况下进行住院治疗。更有甚者，一些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为了部门和个人利益，竟出现了伪造病历和住院收费单据直接从合作医疗基金中套取农民“救命钱”的恶劣行为，以致造成“医院挣了钱，农民不受益”现象的产生。可以断言，医疗、教育公共利益部门化、个人化问题不解决，“看病贵、上学贵”这一重大民生问题就不可能得到完全解决。因此，检察机关关注“看病贵、上学贵”这一重大民生问题，必须将打击和预防医疗、教育公共利益部门化、个人化作为我们的重要着力点。在工作中，一要立足职能，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两免一补”执行情况认真调查，对其运行过程中的制度、监管漏洞提出积极对策；二要严厉打击“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两免一补”执行过程中的职务犯罪行为，形成强大的法律震慑力。
　　四、加大保障工作的宣传和服务力度。
　　一要严厉惩治损害民生的犯罪，重视打击和查办发生在社会保障、劳动就业、征地拆迁、抢险救灾、安全生产等民生领域的犯罪。　二要加强对特殊群体的司法保护，推进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专人办理、品行调查、分类起诉等制度，加强教育、感化和挽救。坚决打击侵害农村留守老人、儿童、妇女的犯罪。三要重视建立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在全省率先将两级检察院纳入大调解工作体系，形成了全覆盖的检调对接网络。不仅成功调处了各类矛盾纠纷，而且成功办理了一批刑事和解案件。四要完善和落实司法为民的措施，开通了全国统一的举报电话，畅通群众举报渠道，提高了处理举报效率。同时加快检察门户网站建设，推行网上受理信访、法律咨询、案件查询等。深入社区、乡村、社会保障部门做好保障宣传工作，把这项工作纳入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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