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著作权限制的合理性及其在著作权制度价值构造中的意义/冯晓青
时间:2024-07-22 22:50:18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8261
冯晓青 中国政法大学 教授
关键词: 著作权法 著作权限制 价值构造 利益平衡
内容提要: 著作权限制可以理解为著作权人享有之专有权利的例外。著作权限制具有充分的正当性: 从法理学视野看，它是基于公平正义和权利义务一致的考虑; 从著作权法价值构造视野看，是基于实现著作权立法宗旨的考虑; 从经济学视野看，则是基于交易成本与市场失败的考虑。从著作权制度的价值构造看，在著作权法中存在权利保护和权利限制的内在协调机制。著作权限制是实现著作权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平衡的基本制度安排，成为均衡著作权人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的砝码。
国外学者指出: 著作权法赋予作者以独占权，旨在鼓励作者创作，并加以流传散布; 另一方面，限制著作权，以使社会大众适当地接触、使用前人的著作，加值开发，提升学习、创作水平。[1]这一观点体现了著作权法通过建构权利保护与权利限制的机制来实现著作权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以下将从著作权限制的正当性入手探讨这一问题。
一、著作权限制的正当性
著作权限制是指在一定的情况下，他人对著作权作品的利用可以不受著作权人专有权利的制约，既可能是不需要取得其授权和支付费用，也可能是虽然需要支付费用，但不需要取得其授权等形式。著作权限制可以理解为著作权人享有之专有权利的例外。如郑成思教授指出: “知识产权限制是指有的行为本应属于侵犯知识产权人权利的行为，但由于法律把这部分行为作为侵权的例外，从而不再属于侵权。在有些国家的法律中，把权利限制称为专有权所控制的行为之例外”。[2]
著作权限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分类。例如，德国著作权专家雷炳德将其分为因个人使用目的方面的限制、为文化经济而进行的限制以及为公共利益而进行的限制。胡根霍尔茨针对数字环境下著作权保护，将其分为促进基本自由的限制、公共利益限制和市场失灵限制等三种类型。从立法模式来看，则有封闭式立法模式和开放式立法模式之分。前者限于在规定的范围内解释，不能进行扩张解释和类推。在大陆法系国家，这一模式规定的权利限制与例外有详细的适用条件; 后者则仅规定总的条款用以判断使用作品的行为的合法性，至于具体的行为是否符合权利限制的条件则需要个案分析，如为个人使用而制作复制品是否属于可以豁免的行为需要经过合理使用标准的测试。[3]
著作权限制的正当性可以从以下不同角度加以认识。
1． 法理学视野: 基于公平正义和权利义务一致的考虑著作权限制典型地体现了公平正义价值。从利益的角度考察，可以将著作权限制视为作品权益在著作权人和作为一般公众的广大使用者之间的分配和调整。从分配正义和公平、正义价值观看，著作权限制体现了作者创作的作品在作者和其他著作权人与作品使用者、传播者之间进行的利益分配和协调，体现了著作权法所追求的分配正义，实质上也反映了法律的公平、正义价值观。特别是作者的创作离不开他人的素材、离不开全人类长期的知识积累，巨大的社会资源是其从事知识创造的源泉。作品本身具有很强的社会属性，它既是个人智力劳动成果，也包含了对同代人和先辈智力成果的吸收，打上了社会产品的烙印。基于此，著作权人不能对其作品的利用和传播进行绝对的控制，在一定的情况下应当允许社会公众利用其作品。换而言之，著作权法对其著作权保护不应是绝对的，而应考虑社会公众从其作品中获得必要的利益，如增进知识和学问、获取思想与信息。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施义高指出: “版权能与客观形态的不断发展———乃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初非著作权人努力所及，诸如著作之播送权，设无广播器等电子设备之发明，著作人可得有著作播送权? 又如，设无摄影机之精良，著作人安得有摄影版权? 设无印刷之长足发展，则文学著作之重制权将微不足道。然则，电子设备、摄影机、印刷发展均非著作权人个人力量所及，是则版权能之扩展，按情理亦不应当由著作权人永久而无限制独占，其理至明。”[4]从权利与义务一致的角度看，著作权人在对其作品享有著作权的同时，也需要履行一定的社会义务。这种社会义务主要体现为在一定的情况下社会公众可以自由利用其作品。
著作权的限制则体现了著作权法对作品使用者法定利益的保障，是因作品而产生的一部分利益分配给使用者的机制。如在 Sony Corp． of America v． Universal City Studios，Inc． 案中，法院认为限制授予( 著作权) 作为实现公共目标的重要的手段，旨在促进作者和发明者的创造性活动，并在有限的专有权届满后，允许公众接近他们的智慧产品。之所以需要将作品的一部分利益分配给使用者，是因为需要满足著作权法的公平价值目标: 正如前面指出的，作品的创作具有继承性和社会性，任何优秀作品的产生是建立在吸收和借鉴人类文化遗产的基础之上的。在这个意义上看，作品的诞生不仅是作者智力创造劳动的结晶，也是人类共同文化遗产和社会的共同财富，它不能由作者等著作权人完全独占，而应当保障作品由社会公众适当地接近。因此，“知识财产只是在一定条件下、一定范围内才作为独占权利为个人所有，受到法律限制的利益则是整个社会的公共财富”。[5]
另外，任
何一种法律制度的运行是有成本的，著作权法亦不例外。著
作权保护在给社会带来一定利益的同时，也施加了社会的必
要成本。从维护著作权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均衡的
角度来说，授予著作权人的专有权也应当受到限制，它不应
妨碍到社会所需要的对作品传播和利用而产生利益的
实现。
[6]
2． 著作权法价值构造视野: 基于实现著作权立法宗旨的考虑
从著作权法之基本宗旨考虑，确保公众参与文化生活，分享思想、知识和信息，增进公共利益是著作权限制的重要理由。著作权法本身具有实现社会目的功能，这在著作权限制中表现更为明显。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曾经解释德国《著作权法》第 52 条: ……在合理范围内所有权人必须容忍那些维护和促进社会共同生活所必要的限制。[7]
著作权法需要保障公众分享负载作品的思想、知识和信息，方便公众接近作品，以此才能广泛地参与文化生活，提升自身文化素质，从而促进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推动国家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事实上，上述目标甚至可以从确保文化教育方面的基本人权的角度加以认识: 分享思想、知识和信息，方便地接近作品，是落实公民文化教育权这一基本人权的必要保障。
《世界人权宣言》第 27 条规定: 人人有权自由地参加社会的文化生活，享受艺术并分享科学技术进步及其产生的福利; 人人对其所创作的任何科学、文学或美术作品而产生的精神和物质利益有享受保护的权利。从《世界人权宣言》的规定看，知识产权被赋予了人权的禀性———知识创造者对其创造性劳动成果享有受保护的专有权利，社会公众为了其自身发展也享有分享他人的创造性智力劳动成果的权利，这两项权利都是国际社会所确认与保障的基本人权。还如，《美洲人类权利和义务宣言》赋予知识产权以人权属性。英国知识产权委员会的《整合知识产权与发展政策》也引用《世界人权宣言》指出: 人权宣言存在一个广义的界定，承认“保护作者的任何由科学、文学和艺术产品带来的道德和物质利益的权利”受到“共享科学技术进步及其利益……的权利”的制约与平衡。该报告进一步认为，“以作家、艺术家和其他创作者的独占权为一方，以广泛传播知识的社会目标为另一方，作为两者平衡的一部分，国际著作权规则允许各国对防止非作者使用和在特别规定的情况下的复制设置限制”。报告显然揭示了知识产权保护与知识共享、知识传播之间的均衡关系。
包括著作权在内的知识产权甚至被视为人权的范畴，是实现公民基本人权的重要手段。可以认为，著作权的人权意义，既包含了对作品这一知识财产的专有性质的保护，也包含了社会公众对作品的合理分享与利用。著作权为国际人权公约所接受，与其有助于实现“参加社会文化生活的权利”、“社会文化自由和科学进步”等人权具有内在的联系。换言之，著作权保护是激励知识创造和促进科学文化发展、知识分享的基本前提。从著作权的人权属性看，著作权法需要解决好著作权人利益与使用者、传播者之间的关系，兼顾各方的利益以实现知识财产的合理分享。[8]由于著作权是一种控制和限制作品自由利用的法律机制，为了保障上述公民基本的文化教育权等基本人权的实现，需要对其施加必要
限制。
著作权保护显然不是仅仅考虑为著作权人谋福利，而是必须考虑社会公众的利益，特别是社会公共利益。这就需要设计著作权的权利限制制度。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制度构成上，权利的限制制度是公共利益在版权法上的直接体现。权利限制制度构建了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利益平衡机制，两者的结合构成了完整的权利制度体系。[9]确实，公共利益也是实现著作权法价值目标的重要内容。著作权限制体现出的公共利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从尊重基本自由尤其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信息获取权来解释，这种限制通常有引用权、滑稽模仿权、漫画权、报刊摘编权、模仿权等例外; 其二是与公众利益相吻合，这种限制适用于图书馆、档案馆等公共机构和学校等教育机构，旨在满足社会对作品的自由使用; 其三是应对市场失败的一些例外，如私人性质的复制。[10]在私人复制情况下，由于其具有非商业性，在传统的复制条件下对著作权人利益损害不大。允许这种为个人目的而自由使用他人作品的形式，有利于增进社会利益。
3． 经济学视野: 基于交易成本与市场失败的考虑
著作权保护的经济理性是，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是商品，这些商品创造了市场失败、外部性和适当性等问题。从法律经济学分析方面看，由于著作权法的目标是为对于公众具有价值的作品的创作提供激励，著作权法应该保护这种作品中对社会最有价值的部分。[11]
著作权法的经济逻辑表明，
除了关注成本和利益的问题外，也与市场效率具有密切联系，并且更加需要考量市场效率。在著作权法的制度设计中，用市场的经济回报来激励对新作品的创作和传播的机制是非常重要的特点。在这种机制中，著作权法允许并鼓励作者对其作品的商业化，而作者从作品商业化中获得潜在或现实的利润则是刺激作者创作作品经济上的重要动因。从作为“理性经济人”的角度看，作者只有在从作品中获得利益大于创作的各种成本时才有动力从事创作活动。换言之，当创作的成本高于个人获得的利益时，新作品的创作就会受到严重影响。著作权法建立类似于解决外部性问题的垄断控制形式，为作品的创作及向社会公开提供了经济上的动力。这种作为对进一步的智力创造的激励，也可以看成是著作权保护的利益，看成是著作权保护所要实现的直接目标。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著作权限制是实现知识资源优化配置、实现最佳经济效益的保障。在经济学上，作品是具有非独占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这一特性决定了他人使用不用支付作品创作的成本而免费地获取与使用，在不受限制的情况下会导致大量搭便车行为出现，从而减损作者的创作动机，使社会知识资源总量造成损失。同时，由于著作权表现为限制、禁止他人未经许可利用和传播著作权人之作品，赋予独占性的著作权也会使公众接近、使用和传播知识、信息受到阻碍，这样将降低知识资源的利用价值，并最终影响著作权人的经济效益，因为著作权人之著作财产权实现很大程度建立在对其作品的传播和利用上，其自身受到多方面条件限制难以践行。这样，作为制度设计和安排，著作权立法需要找到一种既能激励作者创作和作品传播，又能保障负载作品的思想、知识和信息的自由传播与利用的法律机制。对于著作权以适当限制，则可以实现上述两方面目标。著作权限制反映了在一定情况下著作权人对其专有权利的必要让度，节省了交易成本，使著作权作品更加有效率地发挥其价值功用。而且，作品作为著作权的客体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该公共产品属性也是著作权保护之公共利益的源泉。正如有学者指出: 如允许自由接触、散布、复制，以现代科技为传播媒介，可以促使信息广为传播与扩散，共享人类文化资产。但这样会损害作者的创作诱因，难以达到以财产权创造资源有效利用的诱因。这样，如何避免著作权之授予与社会大众接触，利用著作权产生外部效用，并降低其交易成本，即著作权设置于限制之经济合理性。[12]
二、著作权限制是实现著作权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平衡的基本制度安排
从著作权制度的价值构造看，在著作权法中存在权利保护和权利限制的内在协调机制。权利限制的前提是权利的充分保护，这是因为确保公众能够获得作品的前提是存在大量的为社会公众需要的作品，这就需要通过激励作者创作来实现，而在著作权法中激励作者创作的重要机制则是对作者作品予以充分保护。在著作权法中著作权保护与权利限制因而是并行不悖的。没有权利限制，著作权法确保公众接近作品的目的将无从实现。权利限制成为实现对创作者的激励与公众接近之间平衡的机制。[13]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大多数版权立法拟订时都考虑在创作者对其作品享有的独占权与不受作者专有权限制而能自由获取这些作品的社会需要之间建立一种平衡。就版权法律而言，关键是要尊重各方利益的‘平衡’。只有法律赋予作者对其创作享有独占权时，‘利益平衡’才能实现。法律赋予作者对其创作享有独占权一般都附有例外和限制。”[14]
从协调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角度看，著作权限制是平衡著作权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基本制度安排。德国学者哈特·穆特·毛雷尔指出: “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有时相互一致，有时相互冲突”。[15]著作权限制反映了著作权法对公共利益的重视和保障。在著作权法中，促进知识与信息的传播、交流与共享，并体现人类知识文化资产，而满足这一公共利益的手段及信息自由，而其实质内涵即信息自由接触、利用、传播、散布与流通。[16]
著作权限制是维护著作权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平衡的制度设计。甚至在整个知识产权法领域，权利限制也是维系知识产权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平衡价值构造的基本内核。正如有学者指出: 对于知识产权的限制并不是随心所欲的立法冲动，而是构建在一个合理的基础之上，这个基础就是围绕知识产权的各种利益平衡。且利益平衡反映在知识产权制度上的一个表现，就是既要充分尊重权利人的知识产权，赋予权利人丰富多彩的内容，并提供坚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又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对知识产权给予必要的限制。[17]
在知识产权理论中，国外学者提出了一种所谓“权利弱化与利益分享理论”，即传统的知识产权法应被改造为知识产权人的利益与知识产品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权。为实现这一新的权利构造模式，需要弱化知识产权人禁止实施权的功能，以便于知识产权人以外的人能更有效地利用智慧创造物，然后通过利益分享的形式使知识产权人的利益、知识产品使用者的利益和社会利益各得其所，并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18]这一理论也可以很好地用于理解和阐释著作权限制的正当性。在著作权法领域，权利弱化与利益分享理论是以著作权人对其专有权利作出适当的让步来是实现的，而这在著作权法制度设计和安排上就体现于对著作权进行适当限制。
著作权限制成为均衡著作权人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的砝码。适当的限制既能够保障对创作、传播作品的激励，又能满足公众对作品的合理需求。法律对于作品著作权和作品本身之间作出的区分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著作权不过是一种垄断权，其目的不仅仅是要为作者带来利益，也必须考虑和保障作品使用者利益。在著作权限制过少的情况下，著作权人对作品的专有权就会加强，从而危及公众对作品的正常接近，损害作品使用者利益。反之，著作权限制过于严格，则会使著作权人对作品的基本利益得不到保障，从而影响其创作积极性，最终不利于实现著作权法的文化政策目标。显然，著作权限制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限制标准和程度，以实现作品创作者、传播者和使用者三者之间的利益平衡。“版权是作者利益与使用者( 亦即社会) 利益之间的一种妥协。并且，这是一种暂时的利益平衡。这种体系并非以单个作者为基础。社会之所以授予作者专有权，是因为社会需要从中得到好处。正是通过例外和限制这种平衡才能得到实现”。[19]
注释:
[1]Lyman Ray Patterson ＆ Stanley W． Lindberg，The Na-ture of Copyright: A Law of Unser’s Right 198 ( 1991) ; 转引自引自蔡惠如著: 《著作权之未来发展———论合理使用之价值创新》，台湾元照出版公司 2007 年版，第 289 页。
[2]郑成思: 《知识产权与物权的权利限制》，《法学》2004 年第 9 期。
[3]张今著: 《版权法中私人复制问题研究———从印刷机到互联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92、第 108～ 112 页。
[4]施义高: 《国际版权法制析论》( 上册) ，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第 81 页。
[5]吴汉东: 《知识产权的私权与人权属性———以 ＜ 知识产权协议 ＞ 和 ＜ 世界人权公约 ＞ 为对象》，《法学研究》2003 年第 3 期。
[6]冯晓青著: 《知识产权法利益平衡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96 页。
试论民事证明责任的法律性质
奚玮
（安徽师范大学 经济法政学院法律系，安徽 芜湖 241000）
关键词：提供证据责任；证明责任；负担
摘 要：提供证据责任与证明责任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将二者罗列在一个“举证责任”概念之下，并从提供证据的立场把握证明责任的法律性质是难以解决问题的。考察举证责任制度的历史沿革，可以看出两大法系的举证责任理论都承认在举证责任的不同解释中证明责任为其本质，证明责任的法律性质应为负担，是当案件事实于最后仍真伪不明时，一方当事人所承担的不利后果。
一、证明责任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是举证责任概念。古罗马法上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学者们概括的五句话中,即:“原告不举证证明,被告即获胜诉”;“为主张之人有证明义务，为否定之人则无之”；“事物之性质上，否定之人无须证明”；“原告对于其诉，以及以其诉请求之权利，须举证证明之”；“若提出抗辩，则就其抗辩有举证之必要”[1] 。依照上述用语，那时所讲的举证责任，仅指当事人提出主张后必须向法院提供证据的义务。后来德国继受了罗马法上举证责任的概念，但也仅指证据提出的责任，当所争事实于最后仍真伪不明时，其判决或依人格的优劣以定胜负，或对不提出证据者为不利判决，甚至出现回避裁判的情况不一而足。纵观在德国民事诉讼法制定之初，依然残存着依宣誓制度以断是非的现象。 [2]
在举证责任理论发展的前期阶段，学者们都是从提供证据责任立场把握举证责任的本质，对举证责任的解释就一直为主观举证责任（又称行为责任，立证责任，形式上的举证责任，证据提出责任）。对这种传统观念最先提出挑战的是德国法学家尤理乌斯.格拉查(Julius Glaser)。他在1883年发表的专著《刑事诉讼导论》中首次提出客观举证责任的概念（又称结果责任，实质上的举证责任，确定责任，证明责任），把审理案件时争议事实真伪不明状态与法院在此情况下如何适用实体法联系起来，并以此为基点分析举证责任。他认为：真伪不明是案件审理过程中客观存在的一种状态，它与当事人的提供证据活动没有必然联系，是由案件事实本身的客观情况决定的。在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法官仍然要作出裁判，这时必须确定由哪一方当事人负担事实真伪不明的不利后果，这就是举证责任的实质，即由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负担败诉的后果。
证明责任的提出，突破了传统的举证责任概念的樊篱，提高了举证责任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且宣告了诸如宣誓这样的证据外的制度的终结。
继尤理乌斯.格拉查(Julius Glaser)提出证明责任的概念之后，罗森贝克和莱昂哈德两位德国学者相继著书立说，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证明责任的理论，使之很快成为德国民诉理论界的通说。经过日本学者峙本朗昭博士所著其博士论文《举证责任的分配》的介绍，很快传到了日本，成为日本学者奉行的通说。但是，证明责任成为通说，并不意味着证据提出责任的概念为证明责任所替代，而仅指在举证责任这个大概念下，又出现了证明责任这一层含义。[3] 目前，大陆法系国家通常在司法解释中阐释证明责任与提供证据责任的区别。
英美学者一般认为，举证责任概念的含义有两个：一个叫证明负担(burden of proof)，另一个叫举证负担(burden of production)。《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301条首次以制定法的形式将举证责任区分为证明负担和举证负担。证明负担和举证负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是当事人需要承担的两种独立的诉讼责任。证明负担又称说服负担（burden of persuasion），是指当事人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结果，能够说服事实认定者(陪审团或没有陪审团审判时的法官)，对该责任的负担者作出有利的认定。否则，如果需加以证明的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对该事实具有说服负担的当事人则承担由此而生的败诉后果。
举证负担又称提供证据负担（burden of producing evidence），是指不管是哪一方对争执的事实负担证明责任，双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均应当根据诉讼进行的状态，就其主张或者反驳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如果主张的事实提出后，主张者不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法官则拒绝将该事实提交陪审团审理，对方当事人也没有反驳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法官便将该事实作为法律问题加以处理，决定主张者负担败诉后果。如果主张者就事实主张提供了证据加以证明，对方当事人就产生了提供证据加以反驳的义务。对方当事人如果不提供证据加以反驳，那就等于表明他对所争执的事实没有争议。在这种情况下，法官把这种没有争议的事实作为法律问题，可以对不提供证据一方当事人作出败诉的判决。只有在主张事实的一方当事人提供证据后对方当事人也提供了证据加以反驳，从而使该事实形成了争议，法官才决定将该事实提交给陪审团审理。所以，这种提供证据责任在双方当事人之间是转移的，即原告提出证据证明之后就转到被告，被告也要提出证据表态。
两大法系的证明责任理论虽有着形式上的差异，但本质上是一致的。两者都承认在举证责任的不同解释中证明责任或说服负担为其本质，其存在意义在于防止法官拒绝裁判现象的发生，在具体的诉讼过程中不发生倒置、转换或转移；而提供证据责任则是举证责任的派生或非本质性方面，可以在诉讼过程中发生转换或转移。[4]
二、我国关于民事证明责任的理论观点
我国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均未提及证明责任或举证责任这个概念，只有行政诉讼法第32条提到了“举证责任”一词。但是该条文并未解释举证责任所包含的意思。其含义只能由学理基于立法规定及诉讼规律，并参照国际惯例加以解释。
当前我国诉讼法学界，关于民事举证责任的含义，概括起来共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举证责任就是当事人对所主张的事实，负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至于当事人是否承担不利诉讼后果与举证责任并无直接关系。这种观点偏重于当事人的提供证据行为方面，而不顾及举证责任和诉讼后果之间的连接，因而称之为行为责任说。
第二种观点认为，举证责任包括双重含义：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与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前者指当事人对所主张的事实负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后者指在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主张该事实的当事人所承担的不利诉讼后果。由于这种观点将举证责任与诉讼后果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行为与后果两个方面对举证责任加以解释，因而称之为双重含义说。
第三种观点认为，举证责任就是由法律预先规定，在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一方当事人所承担的不利诉讼后果。这种观点侧重于解决当案件事实于最终仍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判决何方当事人承担不利诉讼后果，因而称之为结果责任说。
笔者认为，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举证责任是一个总的概念，它又可以分为提供证据责任（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和证明责任（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举证责任在一般情况下兼指两者，但有时也可能仅指其中一种含义，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根据具体情况来明确它的特定含义。尽管在案件事实发生争议时，负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在诉讼中总是负担着首先提供证据的责任，当事人也可以通过努力提供证据来避免承担不利诉讼后果，但二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证明责任并不是当事人不尽提供证据责任而承担的责任。在民事诉讼中，即使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事实不提供证据或提供不出充分证据，但对方当事人承认或法院调查收集到充分证据从而使法院能对案件事实的真伪情况作出明确判断时，当事人就不承担证明责任。提供证据责任与证明责任在承担责任的原因和条件、责任发生的时间、责任转移与否、能否由双方当事人负担、能否预先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能否由代理人承担、能否强化等方面有着本质上的差异，[5]硬是将二者罗列在一个“举证责任”概念之下是不妥当的，也容易造成逻辑上的混乱。将二者分开来解释，搞清楚它们的区别，使事实回到本来面目上去，对于解决理论和实践方面许多问题都有重要意义。一是有利于明确证明责任的本质属性。如果混淆了提供证据责任与证明责任的界限，忽略了证明责任的本质是一方当事人在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负担裁判上的不利后果，必然导致在审判实践中，当事人严重依赖法院，法院收集证据代替当事人提供证据，案件往往由于证据不足迟迟不能判决，法院工作陷入严重被动，办案效率与质量难以提高。二是有利于正确地理解提供证据责任与证明责任这两个术语的特定含义，指导司法实际工作，规范当事人提供证据的活动以及应承担的证明责任，在败诉后，服判息讼。当事人在诉讼中虽然都要提出证据，但负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与不负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在性质上是不同的。负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依照证明责任所提出的证据是本证。不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为否定对方当事人所主张并已有证据进行证明的事实，或者为抵销本证的证据力而提出证明与对方当事人主张的事实相反的事实的证据，称为反证。在证明的程度上，本证要比反证的要求高。本证必须完成对案件事实真相的证明才能免受不利判决。如果本证仅使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那么法院仍应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不利诉讼后果仍应由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而反证的目的在于推翻或削弱本证的证据力，使本证的待证事实陷入真伪不明的状态，即可达到提出反证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如果依职权不能调查收集到必要的证据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应依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判定待证事实真伪不明，其不利后果仍应由提出本证的一方当事人负担。
三、民事证明责任的含义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证明责任是指当作为法院裁判基础的案件事实在诉讼中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当事人一方因法院不能认定这一事实而承受的不利于自己的法律后果的负担。民事诉讼设置证明责任的目的，在于当案件事实真伪最终无法确定时，为法院如何裁判设定一种规则——谁对该事实负证明责任，就将由此而引起的不利诉讼后果判归谁负担。在民事诉讼中，法院要依据相关的实体法规定来裁判当事人主张的权利或法律关系是否存在，而这种裁判又必须借助对一定案件事实存在与否的判断来完成。但是，从认识论角度出发，无论是辩论主义还是职权调查主义下，民事诉讼中都难免出现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情形。虽然法院对事实的真伪无法作出认定，但不能以此为理由而拒绝对案件作出裁判，这是由司法最终裁决原则所决定的。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法院应当假定该事实存在，还是应当假定其不存在，这是作出裁判前必须作出的选择。显然，单靠证据本身已无法解决这一问题。解决这一棘手问题的唯一可行的方法是设置证明责任，即法律或者法院预先依据一定的标准将案件事实的证明责任分配于双方当事人。在具体诉讼中，如果该事实因存在某种原因而无需证明或者通过当事人提供证据或人民法院查证活动已经被证明，法院就无需借助证明责任下裁判；如果该事实未被证明，仍然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就需要按照预先设定的证明责任，将不利的诉讼结果判归一方当事人负担。
证明责任的含义表现在如下方面：第一，证明责任是当事人在作为裁判基础的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所承担的责任。唯有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才能引起证明责任的适用。将案件事实真伪不明作为承担证明责任的理由是：根据司法三段论，法律为大前提，案件事实为小前提，据此作出的判决即为结论。案件事实为存在，法律构成要件即发生法律效力，法官应裁判适用该项法律；反之，则裁判不适用该项法律。“在无法查明某一事实是否存在时，规定该事实要件的法规当然无从适用，由此因适用该法规而带来的法律效果也就不可能产生”。[6]因此当判断发生特定法律效果所必要的案件事实存在与否无法认定时，法官为使裁判成为可能，只能假定该事实存在或不存在并以此为基础，作出产生或不产生相应法律效果的判决，这只能依靠证明责任制度加以解决，让负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诉讼后果。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是诉讼中难免出现的一种客观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裁判，证明责任就必然发生，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证明责任才有实际意义，如果案件事实真伪十分明确，谁负证明责任对于案件的处理都没有价值。第二，证明责任的适用条件是案件事实未被证明，而不是当事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责任是在事实没有得到证明或没有证明时所承担的一种责任，而不是因为当事人没有提出证据所要承担的一种责任，也就是说不是应进行证明活动所附带的一种责任”。[7]在民事诉讼中，即使当事人对案件事实未能充分履行提供证据责任，或提供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案件事实，但对方当事人承认或法院调查收集到充分证据从而使法院能对案件事实的真伪情况作出明确判断时，案件事实真伪分明，这时就不发生证明责任。第三，证明责任是一方当事人承担的责任。一项事实主张，只会产生一个证明责任。对同一案件事实真伪不明引起的不利后果只能由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可能由双方当事人承担。诉讼的胜败可能是按比例的，即双方当事人各有胜负，但具体到某一个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所致的不利后果只能由一方当事人承担。具体由谁承担则是证明责任分配问题。当我们说民事诉讼中的双方当事人都负担证明责任时，是指他们对不同的案件事实负有证明责任，即原告对一些事实负有证明责任，被告对另一些事实负有证明责任。第四，证明责任的性质是法定的不利诉讼后果负担。第五，法院在民事诉讼中不承担证明责任。尽管人民法院在特定情形下也要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和运用自己收集的证据，但由于证明责任不是指收集和提供证据的行为责任，而是当事人在作为裁判基础的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承担的不利后果，因而不能据此认为人民法院也承担证明责任。人民法院只是根据实体法和程序法规定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将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裁判由一方当事人承担。
四、从证明责任的本质看证明责任的法律性质
在我国诉讼法学界，对证明责任的法律性质向来众说纷纭，概括起来具有以下几种学说：1、权利说，认为证明责任是当事人的一项权利；2、义务说，认为证明责任是当事人的一项义务；3、权利义务说，认为证明责任既是当事人的一项权利，又是当事人的一项义务；4、需要说，认为证明责任是证明案件事实的需要；5、败诉危险负担说，认为证明责任的性质为负担败诉的危险;6、负担说，认为证明责任是当案件事实于最后仍真伪不明时，一方当事人承担的不利后果。
笔者认为，对证明责任的法律性质的研究，不能离开证明责任的本质。证明责任的本质是当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一方当事人所承担的不利诉讼结果。在诉讼法学界长期以来对证明责任法律性质认识上出现的观点分歧，其根本原因正在于对证明责任的本质认识有所不同。除了败诉危险负担说和负担说侧重于从结果责任上来认定证明责任的法律性质以外，其他各种学说基本上都混淆了提供证据责任与证明责任的区别，都是从提供证据责任的角度来认识证明责任的性质，都是试图通过回答当事人为何要负担提供证据责任和法律为何要求当事人提供证据来对证明责任的法律性质加以认定。因此，权利说、义务说、权利义务说、需要说都是值得商榷的。证明责任的性质应为负担，是当事实于最后仍真伪不明时，一方当事人所负担的不利后果。败诉危险负担说称证明责任的性质为负担败诉风险，实有不妥。在当事人因起诉而引起诉讼程序开始时，证明责任自然随之而产生，只不过在诉讼终结之前对特定的一方当事人来说尚处于一种未然状态。避免败诉风险是当事人提供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的目的，证明责任负担的是败诉这一不利后果，此时的负担已不是风险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不利后果，风险不过是一种可能性而已。[8]另外，从证据法设置证明责任制度的目的来看，主要是着眼于解决当出现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状态时，法院应当如何作出裁判，即将不利诉讼后果确定其最终归宿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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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卫平.程序公正实现中的冲突与衡平--外国民事诉讼法引论[M]成都:成都出版社,1993.
[8]单云涛.民事举证责任若干问题研究[J]政法论坛,1992,(2).
（作者简介：奚玮（1968--），男，安徽芜湖人，安徽师范大学经济法政学院法律系讲师，法学硕士,主要从事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研究，已在《政治与法律》、《人民检察》、《河北法学》、《人民法院报》、《检察日报》、《中国律师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法学论文30余篇。）
（原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张某与灯具公司侵犯商业秘密纠纷上诉案
唐青林
一、案件来源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07）历民初字第3644号、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济民三终字第8号判决书。
二、案件要旨
现代企业越来越多的采用电子的方式与客户、员工进行商务沟通和交流，但也正是基于电脑的无纸化工作模式，企业信息的复制和泄密也变得更为容易。对此，企业可采取涉密电脑隔离放置，并实行专机专用；设置电脑开机密码，定时锁定等程序；拆除涉密电脑的软盘、USB接口及光盘刻录等方式，保护电脑内存储的商业秘密的安全。
三、基本案情
原告济南灯具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灯具公司”）系济南市灯具加工和出口贸易企业，主要贸易产品为桅灯、电桅灯、煤油灯、灯罩等产品。1998年灯具公司获得自主进出口经营权后，多年来多次组团参加广交会，并为此支付了较高的参展费用。通过参加广交会，原告与加纳的菲利浦公司、丹麦的简扬公司、吉布提的沃绍公司等众多国外公司建立起了稳定的出口贸易关系；同时与华宇灯具公司等国内配套生产厂家形成了长期、稳定的供货关系。2006年出口创汇达200余万美元。灯具公司将已经建立起商业往来、蹉商、交流关系的客户名单、资料作为其重要的商业信息均采取了电脑加密、保险柜加锁等保密措施，并通过制定公司重要岗位保密制度、资本运营管理制度等，对以上商业信息建立起了专人专管的保密制度。
自2006年11月之后，原告经营状况发生变化，出口订单取消，产品积压，车间停产，2007年出口创汇不到20万美元，企业呈现严重亏损，欠发职工工资，欠缴各类保险的状况。被告张某、李某、冯某系灯具公司职工，均于2007年12月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合同前，张某任副厂长、进出口部经理、厂信息办公室主任。李某任进出口部业务经理。冯某任进出口部的电脑操作员。张某、李某在原告公司工作期间，多次接受公司的指派，代表公司参加广交会，掌握着公司在进出口贸易方面的所有商业客户信息及合同订单情况。张某还曾被灯具公司派往阿联酋、美国等国家洽谈出口业务。
被告智富商贸公司系由张某的丈夫唐某和张某的弟弟张乙于2006年8月共同出资设立，法人代表为唐某，主营业务为五金交电、灯具的进出口业务。出口业务所涉产品范围（桅灯、电桅灯、煤油灯、灯罩等）及出口客户（加纳的菲利浦公司、丹麦的简扬公司等），国内配货厂家（华宇灯具公司等）均与原告灯具公司高度重合。智富商贸公司业务及出口客户的联系工作主要由张某负责经办。李某通过借款的形式，向智富商贸公司出资，并按出资额领取了利润。同时李某还为智富商贸公司联系过部分客户，为其外贸业务提供部分口语翻译工作。自2006年12月至2008年2月，智富商贸公司总计实现出口收入一百余万美元，自2006年11月至2007年12月期间，共计申报出口退税数额为人民币九十余万元。
后灯具公司以智富商贸公司、张某、李某和冯某侵犯其商业秘密为由，向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四、法院审理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
一、关于原告灯具公司的相关客户信息是否为其商业秘密。从本案案情看，灯具公司通过组团参加广交会和其他展会的形式，形成了自己稳定的国外客户群和国内配套商品采购商，为企业实现了经济效益。同时，灯具公司制定了《重要岗位保密制度》等规章，并对于已经建立业务往来的客户，在电脑上建立了客户名册文件（公证保全了63户），进行专人管理和设密保护；对于其他有关进出口业务的资料，采取柜橱加锁等方式进行保密防范。因此，灯具公司的相关客户信息符合商业秘密构成要件，依法应当受到保护。
二、关于四被告是否侵犯了原告灯具公司的商业秘密。被告智富商贸公司系被告张某的丈夫唐某下岗后与张某的弟弟张乙共同出资成立，其经营范围与张某所在的单位即原告公司的经营范围完全一致，且与唐某先前所从事的职业无重合。鉴于张某与唐某、张乙特定的人身关系，且张某作为原告进出口部的主要负责人，掌握着该公司重要的商业客户信息，在此情况下，若张某对智富商贸公司的经营业务不知情，显然与常理相悖。且张某在智富商贸公司和华宇灯具公司签订的合同上的补充修改意见也说明其已实际参与了智富商贸公司的经营业务。同时，由原告提交的根据双方实际成交的客户所整理的对照表也显示，智富商贸公司的国内协作厂家和出口客户与原告的相关客户高度重合。另外，根据济南高新区公安局的询问笔录，张某、李某均已承认在济南智富商贸有限公司处有投资，且利用所掌握的灯具公司的客户信息为智富商贸公司联系客户，协助成交，并已从中获利。上述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明被告侵权的证据链，在被告没有提供其客户信息来源合法的证据的情况下，张某、李某和智富商贸公司侵犯灯具公司商业秘密成立。但由于原告未能提交相关证据证实被告冯某参与侵犯商业秘密，因此被告冯某侵犯灯具公司商业秘密不成立。
三、关于被告是否应当以及如何承担侵权责任。根据现有证据，可以认定三被告的行为属于共同侵权，应当对给原告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就赔偿数额方面，原告灯具公司主张按照被告侵权利润予以补偿，由于是对其自身权利进行处分，法院予以支持，在综合考虑侵权人的侵权行为持续的时间和主观恶性的大小等各种因素，法院酌定被告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150万元。
综上，一审法院最终判决被告张某、李某、智富商贸公司立即停止对原告灯具公司商业秘密的侵权行为；被告张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灯具公司经济损失150万元，被告李某、智富商贸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判决后，张某不服，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诉理由为：被上诉人的客户信息系从我国客户和出口企业信息处于公开状态的广交会上获得，不具备秘密性；《重要岗位保密制度》存在证据瑕疵，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劳动合同中保守商业秘密的条款约定模糊；判令上诉人赔偿150万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灯具公司的诉讼请求。
针对张某的上诉，济南市中院经审理后认为：根据现有证据，被上诉人灯具公司的相关客户信息符合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应受法律保护；上诉人张某作为灯具公司进出口业务部的负责人，知悉并掌握着进出口客户的相关信息，但其在职工作期间，却将相关客户信息泄露给智富商贸公司从事出口业务，违反了合同约定的保密义务及灯具公司的相关制度，侵犯了灯具公司的商业秘密，影响其正常经营并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法院最后判令上诉人及原审被告智富商贸公司、李某共同承担150万元是在原有证据的基础上进行综合认定酌情处理的方式，并无不当。但一审未将智富商贸公司在从事出口贸易产生的必要财务费用、管理费用等在侵权获利中予以扣除，虽然智富商贸公司和李某故未提起上诉，但鉴于本案系共同侵权，故相应的共同侵权赔偿数额，法院一并予以调整。
综上，济南市中院作出了维持一审判决，但将经济赔偿数额调整为人民币70万元的二审判决。
五、律师点评
本案中，原告灯具公司建立起了相关保密制度，并将其客户名单、资料等商业秘密信息采取了电脑加密、保险柜加锁，进行专人管理和设密保护，但其商业秘密却被内部员工所获取，给公司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随着电脑的普及，企业越来越多的通过电子的方式与客户、员工进行商务沟通和交流，但也正基于使用电脑的无纸化工作模式，企业信息的复制和泄密也变得更为容易。那么，企业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加强企业内部电脑的管理，防止员工或外来人员轻易获取存储在电脑中的商业秘密信息呢？
（1）、相关电脑隔离放置，并实行专机专用。将存储了商业秘密信息的电脑放置在企业的保密重点区域，除有关授权人员外，任何人不得进入该区域内使用该电脑。如果企业的商业秘密信息较多，可采取专机专用的形式，将机密文件按类别、使用人员的权限等存储在不同的电脑中，限定由专人进行操作，以减少引起失密的环节。
（2）、设置电脑开机密码、定时锁定等程序。为避免电脑被无关人员擅自使用而造成的商业秘密外泄，企业可要求员工将其工作电脑设置开机密码、定时锁定等程序，从而即使他人能够接触到电脑，也会因无法开启电脑而无法正常使用。
（3）、禁止文件的复制，设置文件、文档密码。禁止文件复制功能可防止不法人员利用其它移动设备轻易的将电脑中的涉密文件复制、转移，而设置文件、文档密码则能够使涉密文件在无意间被外泄时，也不至于被他人轻易打开，获取了里面的商业秘密信息。
（4）、拆除涉密电脑的软盘、USB接口及光盘刻录等装置。企业应根据员工进行工作、使用电脑的情况，拆除不需与外接设备连接的电脑中的这些外接接口，防止不法人员通过移动设备的拷贝，轻易的获取了企业的商业秘密。
（5）、要求员工慎用电脑中的“文件共享”功能，并在将电脑交外部人员修理前注意进行卸密工作。“文件共享”使共享文件夹内的文件容易被在同一局域网的其它电脑取得也易被某些病毒进行专门性的攻击，而将电脑交外部人员修理时，若没有事先将有关的商业秘密文件卸除，一旦被不法人员获取，后果将不堪设想。
另外，企业还可通过采用安装操作历史记录程序、要求员工慎用蓝牙等无线连接技术（无线连接的保密性目前还未得到确证）、设立防干扰设备、涉密电脑不联网等措施，保障企业电脑内所存储的商业秘密的安全。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主编的《中国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百案类评》（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青林律师近年来办理了大量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案件，为多起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提供辩护，在商业秘密法律领域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欢迎切磋交流，邮箱：lawyer3721@163.com，电话：139101697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