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人”应有名誉权
杨涛
吉林市的张某（网名“豪门•玉儿”）从6年前起，花费了大量时间和金钱玩联众的网络游戏中的“四国军棋”。后来，他以9537 分名列8段位、司令的称号，在“四国军棋”游戏中，排名第一。2003 年1月份，北京联众电脑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在“四国军棋”论坛中发布公告称：近日接到大量客户投诉“豪门•玉儿”利用联众系统漏洞，用同一ID号同一时间在不同服务器玩游戏，进行炒分，经过对“豪门•玉儿”的游戏记录进行检查、核实，发现“豪门•玉儿”利用该系统漏洞进行炒分作弊；根据联众游戏作弊处罚的规定，决定对“豪门•玉儿”予以清零处分。张某认为，联众在没有通知自己的情况下，无根据地将自己的积分清零，并取消排名，致使很多用户认为自己是骗子，对自己已构成名誉侵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民主与法制时报》8月24日）
本案事实上涉及对两个权利的侵犯问题，一个是对“虚拟财产”的侵犯即“豪门•玉儿”的积分予以清零，因为张的积分是花费了大量精力与财力，事实上也有网友向他表示要以一万元的价格购买他的ID号；另一个是对“虚拟人”即“豪门•玉儿”的名誉权或一般人格权的侵犯。学者普遍认为，“虚拟财产”具有财产价值，应当予以保护，并为近来越来越多的判例所支持，这里张某并未提及，我们存而不论。对“虚拟人”是否存在名誉权，在何种情形下是涉及到对“虚拟人”名誉权的侵犯，目前较少论及，也存在较大的争议。
民事权利是民事主体所享有的权利，民事主体是公民（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当然不包括“虚拟人”。但是“虚拟人”在虚拟的空间有两种生成方式，一种是由公民、法人这些民事主体通过注册生成，另一种是由一些游戏等程序自动生成。对于前一种“虚拟人”是民事主体借助数字化技术在虚拟空间的再现，其实质仍是民事主体，这正如一位公民利用笔名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笔名代表了公民本身，因而，对于这种“虚拟人”无疑应当承认其是民事主体，享有民事权利。
但是，尽管民事主体通过注册生成的“虚拟人”享有民事权利，然而其是否享有名誉权却不能一概而论。传统民法认为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人格价值的社会评价，名誉权就是民事主体享有的对这种社会评价不受他人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降低的权利。如果“虚拟人”真实身份为虚拟空间的他人所知晓，对其“虚拟人”侮辱、诽谤无疑会降低他人对注册“虚拟人”的公民的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会评价，构成对“虚拟人”（事实上就是该公民）的名誉权侵犯。如某女士用一网名（如“飞天”）经常在一论坛聊天，但其真实身份也为大家知晓，某人在该论坛诽谤“飞天”，必然影响到他人在现实生活中对于该女士的评价，当然构成对“飞天”（事实上就是该女士）名誉权侵犯，也应当适用与现实生活对名誉侵权相同的规则。但是，如果“虚拟人”真实身份不为虚拟空间的他人所知晓，如果对该“虚拟人”进行侮辱、诽谤，也许侵犯了“虚拟人”（注册“虚拟人”的公民）的人格尊严使其精神受到损害，但是并不会在现实生活中影响到他人对注册“虚拟人”的公民的评价，在传统民法中，就不认为是侵犯了“虚拟人”（注册“虚拟人”的公民）的名誉权。
然而，笔者认为，当今时代互联网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虚拟空间的生存逐步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并影响到人们财产等各方面的权利，我们不能不对虚拟空间中生成的虚拟社会漠视，也就不能不制定规则去保护虚拟空间中的人们的权利。因而，有必要修正传统民法中关于名誉侵权的理论，把侮辱、诽谤，“虚拟人”（注册“虚拟人”的公民）引起“虚拟人”在虚拟空间或者说虚拟社会的评价的降低，认定为对“虚拟人”名誉权的侵犯。因为，尽管“虚拟人”的真实身份在现实生活中不为人所知，但其在虚拟空间生存也要有一定的信誉，如果随意对其进行侮辱、诽谤，必然引起其他“虚拟人”不与其交往，进而影响到其财产等各方面的权利。当然，对“虚拟人”这种名誉权的保护要适用特殊的规则，经常变换网名的“虚拟人”是无所谓产生交往的困难，但像本案中的“豪门•玉儿”是历经千辛万苦才取得在“四国军棋”游戏中排名第一的成绩，其不可能随便更换网名，如果对其侮辱、诽谤影响其他“虚拟人”对其评价，就必然造成交往困难，带来财产损失和精神痛苦。
就本案而言，如果北京联众公司确实对有“豪门•玉儿” 侮辱、诽谤行为并对其予以清零，而“豪门•玉儿”的注册人张某的真实身份在虚拟空间也为人所知，张某可以诉联众公司侵犯其财产权和名誉权；如果“豪门•玉儿”的注册人张某在虚拟空间不为人所知，按照现有的法律规定，张某只能诉联众公司侵犯其财产权和一般人格权（人格尊严）。当然，按照笔者的观点，如果修正传统民法中关于名誉侵权的理论，即使是在后一种情形下，张某也能诉联众公司侵犯其名誉权。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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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同意贵州省贵阳市人民政府驻地迁移的批复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同意贵州省贵阳市人民政府驻地迁移的批复
国函〔2006〕57号
贵州省人民政府：
你省《关于贵阳市人民政府驻地迁移的请示》（黔府呈〔2005〕57号）收悉。现批复如下：
同意贵阳市人民政府驻地由贵阳市南明区市府路迁至贵阳市乌当区林城东路。搬迁经费由你省自行解决。
国 务 院
二○○六年七月六日
《物权法》不应当忽视农村私有房产的抵押权问题
北京优仕联律师事务所 王政律师
近几年来，我国农村部分地区已经出现将私有住房用于抵押的情形，司法中也出现过几起相关案例。然而目前司法界和法律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仍认为：因农村宅基地属于集体所有；按照一般土地和房屋不可分的房地产理论，建筑在农村宅基地之上的私有住房亦不能用于抵押。我国《担保法》第37条第二款也规定，农村宅基地归集体所有，其土地使用权不能用于抵押。但是我国《担保法》也从未对农村私有住房不能用于抵押作出过明确规定。
笔者认为：随着我国房地产业及农村经济的发展，不动产物权方面已经出现了建筑物的区分所有权的法律概念，建筑在农村集体土地上的企业厂房等建筑物也开始有条件允许抵押，传统的房地不可分的理论实在不能适应目前经济形式和法律体系完善的需要。对于农村私有房产，即将出台的《物权法》应当作出明确规定，允许产权明晰的农村私有房产可进行抵押，并且应尽快建立一套完善的农村私有住房抵押登记制度。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农村私有住房和农村宅基地所有权、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是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农村私有住房是我国公民（主要是农民）合法的私有财产，公民对其拥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我国《宪法》等相关法律保障公民对其私有房屋的所有权，允许其合法进行买卖、转让和继承等。农村宅基地所有权是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一种表现形式，因为目前我国法律禁止任何形式的土地所有权私有，只能表现为国有或集体所有的公有形式。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又称“房基地权”）是指农村居民（农业户口）依法对批划给自己的土地上享有的建造房子、宅院等建筑物并对该地域进行使用和收益的权利。目前我国法律允许的不动产抵押主要是土地使用权和房产。即然允许国有土地使用权可以进行抵押，那么为什么集体土地使用权就不能抵押呢？即然允许乡（镇）、村企业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可以与地上厂房建筑物一并抵押，那么为什么不允许属于私人所有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和建筑其上的私人住房不能一并抵押呢？如此差别待遇和限制，显然不符合法律对各类财产权平等予以保护的逻辑吗？
第二、农村私有住房具有充当抵押物的一般特征。其一、其具有交换价值，易于变现，用于抵押后债务人可因该项财产获得信用但仍可实现物的使用价值；其二、其属于不动产，债权人取得担保物权后无须负保管义务，省却许多烦劳，在经济上极为合理；其三，能够充分发挥农民对自主物的财富效应，因目前在我国农村，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许多农户拥有造价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的私人住房，如此巨额的私人财产如果不能发挥其应有的抵押担保作用，对整个社会经济生活来说，无疑是财富的一种巨大浪费，不符合经济效益的原则。
第三、农村私有住房进行抵押不会损害农民集体的利益。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无偿取得是基于目前我国农民的特殊身份而产生的，可以理解为我国农民作为一个阶级或阶层而享有的一种特殊权益。目前我国农村居民还不能像城市居民（非农业户口）一样享有住房、就业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福利政策和法律保障。既然社会进步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我们就不能仅以农村宅基地暂时无偿取得为由而禁止将在该宅基地上建起的私人住房用于抵押；既然目前已允许城市居民可以将私人住房用于信贷抵押，就不应把同属公民私人合法财产的农村私有住房排除在外，否则，定会给人以“差等公民待遇”之嫌。在农村宅基地批划日趋紧张的今天，在抵押权实现时，没有宅基地的集体成员完全可以优先享有购买抵押房屋的权利，使宅基地使用权仍留在集体成员中；在金融信贷机构占有抵押房屋后，也可通过租赁的方式将其租给集体成员使用；在农村私有住房抵押权普遍实现时，不同集体成员可相互购买对方集体成员的私人住房从而实现相互使用对方宅基地利益的平衡。凡此种种，怎幺能说将农村私有住房用于抵押就损害集体的利益呢？
第四、将农村私人住房进行抵押，对金融机构来说，信贷资金的风险非常易于控制。我国农村每户仅有一处宅基地，将自己仅有的私人住房用于抵押取得贷款后，抵押人会非常清楚不能偿还借款所面临的法律后果，从而迫使其充分发挥一切潜能，更加珍惜和合理使用来之不易的借款。而且在我国这样一个亲情和友情都较为浓郁的国度，即使偶有抵押人不能依约还款的情况，亲朋好友也会积极帮着想办法，一般不会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亲人或朋友居无定所。目前我国部分城市出现和发展的个人信贷、买房按揭贷款等其信贷风险之低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此外，毕竟农民通过此种方式所取得的私人借款数量有限，而且放款的金融机构完全可以通过完善管理机制，加大对这种借款的用途和使用情况的监管力度，从而将其信贷风险控制在最小的限度内。
第五、鼓励和发展将农村私有住房用于抵押对搞活农村经济培育社会主义市场具有深远重大的意义。我国目前至少有百分之七十左右的人口住在农村，这些人口是我国发展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参与主体。中国要真正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缩小城乡差别，让更多的农民走上富裕之路。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增加，广大农民兄弟姐妹也正在积极寻找致富的门路，可是又缺乏必要的资金。如果不允许他们将自己的私有住房用于抵押来取得发展经济所必须的资金，让他们眼睁睁看着失去一个又一个的致富机会，整个发展农村经济的一系列规划岂不是画饼充饥？笔者在现实生活中就接触过不少将私有住房用于抵押取得贷款后发展个体经济从而致富的农民兄弟。他们的举措不仅繁荣了地方经济，而且解决了大量农村（甚至城镇）人口的就业问题，促使社会更加繁荣和稳定；而并没有出现像某些人所担心的那样，大量农民居无定所，引起社会秩序的混乱。
总之，我国即将出台的《物权法》不应当忽视农村私有房产的抵押权问题。立法者和执法者对这种发生在新时期对我国市场经济尤其是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事情不应当视而不见，而应当予以高度重视，并及早为其进一步推动实施提供法律上的认可和保障。因为法律毕竟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它是由社会总的经济条件或经济基础所所决定的。正如马克思所讲：“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